Chapter2最后一位屹立不摇的修女

我父亲有一间店，而我们小时候就帮修女们采买东西。她们的生活似乎永远都这么快乐，因此我想，我可能也会喜欢修女的生活。

──魏妮可修女

我们现在明确认定是疾病的许多症状，例如癌症和骨质疏松，过去都曾经被视为老化的结果。例如在五十年前，大多数人都相信心脏病只是大自然为人类写好的剧本的一部分。但是后来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罗夫·帕芬柏格（RalphPaffenbarger）和英国科学家杰若米·莫瑞斯（JeremyMorris）发现，职业和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有很强烈的关联。帕芬柏格检视旧金山码头工人的生命史，发现必须负责装载和从船上卸货的工人，心脏病发的风险远低于他们坐在办公室里的同事。莫瑞斯也有类似的发现：他发现必须在伦敦双层巴士的走道上上下下收票的售票员，患心脏病的风险也远低于坐着不动的巴士司机。

时至今日，流行病学家仍在继续努力解开老化与疾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们仍不清楚是什么因素驱动人体内部的生理时钟，或老化如何回过头来影响身体的每个器官。我之前针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的研究，在我刚开始做曼卡托研究时都还持续进行着，而该研究处理的也是这类问题。

这项分析是基于19586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女性教徒，在1976年完成的生活方式与饮食问卷，再加上这个群体在接下来六年内的死亡记录。我们发现自然（非手术导致）停经的年龄越晚，死亡的年龄就越大。停经年龄晚一年，平均而言寿命就多半年。

比起人体的其他器官，卵巢的运作更受到年龄的影响。月经初潮会启动这个生理时钟，而停经则使时钟停止。初潮的时间可能会显示这个生理时钟运转的速度，而提供其他器官老化的指标。疾病，包括一些癌症，以及其他的风险因子，例如抽烟，都可能导致更年期提早。因此对于我们的发现，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卵巢其实是示警的器官，生育功能的维持与健全可能只是整体健康的指标。但使整体样貌变得更复杂的是，开动及停止卵巢时钟的，其实是人体的主宰器官大脑的荷尔蒙分泌。由此可见，即使面对卵巢这种功能如此受年龄控制的器官，我们都很难区分出老化和疾病的因素，因此要了解老化对大脑的影响更是难上加难。

罗伯特·巴特勒（RobertButler）是“国家老化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onAging）创办人，曾以《为何存活？身为美国老年人》（WhySurvive？BeingOldinAmerica）一书荣获普利策奖，他为我们在《美国公共卫生期刊》（AmericanJournalofPublicHealth）发表的研究报告写了一篇同时刊出的评论。“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Pope），英国诗人，也是研究人类的学者，曾经说过人类最好的研究就是研究人。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只投注相对而言很少的资源，来研究人类众多现象的自然发展，尤其是老化的现象。”巴特勒在这篇肯定我们研究的评论中写道。然而巴特勒也在文末说出让我谨记在心的训诫：“最后，我只希望，斯诺登等人的研究不会只是……单单一张定格照片——而是有纵深的——是纵贯人生变化的电影记录。”

巴特勒的话，是我发现曼卡托会院的档案室时如此兴奋的原因。我明白这些档案可能提供他所建议的对于老化的纵深观察。《沙漠奇观》是我最早看过的几部迪士尼电影之一，以缩时摄影法记录了普通肉眼无法观察到的变化。或许我也可以将足够的“定格照片”连接在一起，清晰鲜明地看到生命的发展变化，就像迪士尼电影里一朵沙漠中的花。

在曼卡托的档案管理员麦玛乔修女的协助下，我很快开始埋首阅读数百份历史文件。我也找到了旅行一百英里到曼卡托参加我和修女们首次会面的魏妮可修女。我对她如此活力充沛感到非常好奇，希望了解她更多的背景，借由探索她的人生细节，并与其他修女的人生比较，厘清哪些因素可以提高在老化时保持身体与心智健全的概率。她也让我更加了解，成为圣母学校修女会的一员意味着什么。

妮可修女生于1907年，出生时的名字叫魏玛莎（MarthaWelter），在家中十个孩子里排行第五。她的父亲魏彼得是来自德国的移民，母亲巴瑟芬是德裔美国人。魏家是明尼苏达州新市镇（NewMarket）这个小社区的地方领袖。彼得拥有一间杂货店和一间修车厂，后来也成为小镇的邮差并开设葬仪社。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人慷慨，并且是新市镇第一个在家里装设室内水管和电力的人。妮可修女后来告诉我，她会反复开关头顶的灯，让邻居小孩觉得很开心。（其中有些人很害怕冲水马桶。）

圣母学校修女会在小镇东边有一间会院，小时候的玛莎经常送邮件去那里，通常后头还跟着她的一位妹妹。送信去时，修女们会给她一张清单，列着她们要请她父亲店里送来的东西，她们也会花时间跟她聊天。玛莎在镇上的圣尼可拉斯教会学校读书，她很喜欢关于修女的一切，从她们庄严的黑白修女服，到她们对镇上居民的和善亲切。

玛莎四年级时，就已经知道自己想加入圣母学校修女会。等到十四岁时，她就可以成为望会生（aspirant），进入曼卡托省会院旁新成立的女子高中就读。但是她不敢征求父母的同意，因为曼卡托路途太远，她必须住校。身为较年长的女儿，她应该帮助母亲整理家务和照顾较小的孩子——更不用说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八年级以上的教育对女孩而言是不必要的奢侈品。跟她同年龄的大部分女孩都在田里工作，或成为秘书或店员，然后结婚生子。

最后玛莎请求一位修女帮她去跟她父母说。魏家夫妇骄傲但也难过地给了她祝福，因为他们家人的感情很亲密，而在当时，女孩成为修女之后就会永远离开家人的生活圈。通常只有在她父母庆祝金婚或钻石婚周年，或她的兄弟当神父而举行第一台弥撒，或她的父母病危临终时，她才会被容许返家探亲。玛莎最后一次在家里吃晚餐时，餐桌上所有人都哭了。

感受到天主的召唤而加入圣母学校修女会的年轻女子必须经历数年的培训，准备让她们进入严谨的修道生活。她必须先从当望会生开始，接着成为保守生（postulant，有时称为候选生［candidate］），然后是初学生（novice）——这都是在发初愿之前。这数年中，她们必须念高中和大学的课程，学习这所修会的传统，并用数千个小时来服务、反省与祈祷。这是很漫长的转变过程，以测试她的决心，使她成长为符合耶稣新娘的新身份。

玛莎来到“忠告丘圣母学院”（AcademyofOurLadyofGoodCounsel）两年后，在16岁时，于曼卡托会院成为保守生。一周后，她接到会院院长的服从命令，要去华盛顿州教小学。（这些服从命令被昵称为“青鸟”，因为它们通常是装在蓝色信封里，被放在会院餐厅这位修女的位子上。）玛莎对这件事并无选择权。虽然见习生的主要焦点是自己的培育，但是许多圣母学校都迫切需要老师。玛莎已经念完十年级，表现优异，因此被认为足以胜任这份工作。这个开朗而充满活力的少女认为，被派去太平洋西北岸，将是一趟“快乐的旅程”，是刺激而富挑战性的冒险。

玛莎第二天就出发前往圣保罗市，在这里搭上横越北部平原的火车。她在足足两天的车程后抵达斯波坎（Spokane），然后再搭八小时的巴士，到名为克拉克斯顿（Clarkston）的小工作站。玛莎连一天都没有休息，隔天早上就开始教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课。她丝毫没有教学经验，只有来自会院院长的祝福。她在六十多年后告诉我，她在教室里的策略很简单：“碰到我不知道的，我就假装知道。”

在克拉克斯顿教了一年后，玛莎回到圣保罗市去教小学。她在暑假时继续她自己的培育，直到1928年才拿到高中文凭。在这期间，院长曾允许她回家参加父母的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这重大的日子由一位专业摄影师捕捉下来，他显然对于构图有精准的眼光。他把玛莎放在家族合照的正中央。玛莎沉静地站着，双手放在黑色长袍的袖子里，白色软帽优雅的带子垂在她穿着保守生的黑色披肩上。

1925年8月13日是玛莎的入会日，她在这天成为初学修女，并在象征与实质意义上，开始将过去的人生抛在脑后。她往后将只能用她的会名玛丽·妮可，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家乡的圣尼可拉斯本堂。她也将卸下软帽与披肩，取而代之的是包住她整张脸、垂到近乎她腰部的白色头巾；盖住她额头的头带上则别着初学生的白色头纱。

在授予修女服的典礼最后，主持仪式的主教会祝福这些会服，送保守生们踏上她们新的人生：“祝福你们离开俗世，尤其祝福你们进入天主之城。”会院院长会在圣堂门口迎接要入初学的保守生们。

“亲爱的女儿们，”她说，“你们进入这所修会唯一的目的，就是操练牺牲自我，背负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追随他。”

“亲爱的母亲，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期盼在天主的恩宠下努力实践。”

她则会回答：“愿天主赐予你们恩典，让你们实践这个目的。”接着她会给每位初学修女一个十字架。每位年轻女子都会拿到自己的修女服、白色头巾、一本日课经、一串念珠，以及一支点燃的蜡烛。一顶由玫瑰和百合做成、象征纯洁与爱的花圈，则被套在她们头上。

接下来是一整年密集的灵修准备。在这期间，初学修女必须保持近乎完全的静默，每天的生活都是祈祷、默观和学习修会会规。在妮可修女的例子里，初学期事实上持续了两年，因为她在1927年发初愿之前，有一年在外面教书。

对许多修女而言，誓发初愿是她们一生中感受最强烈的经历。她们在这一天将人生奉献给耶稣的使命。她们将把白色头巾换成黑色，并在头上戴上荆棘编织的头冠，象征她们愿意追随耶稣的脚步。

仪式在最后来到戏剧性的结尾，新进的修女们会面朝下趴在祭坛前，表示服从与崇敬。一片很大的黑色殓布或棺罩会缓缓拉过，盖住整群修女们，表示她们过去的自我死去了。当棺罩被掀开时，她们便誓发贫穷、贞洁与服从圣愿。当她们从圣堂中出来时，就成为耶稣的新娘。

妮可修女和其他十五位初学修女同时发初愿，而这一天也成为她与同一批姊妹在往后一生中都会一起纪念的重要周年纪念日。尽管她们离开省会院之后，因追求更高的学业与实践被指派的任务而踏上不同的道路，但她们还是会定期回来重温彼此的感情。最后到了退休时，她们就能重新聚首，就像妮可修女从红翼镇的本堂职务退休时，便与1927年同时发愿的姊妹们再度相聚。

我对修女们的生活有了更多了解，加上发现档案室之后，终于找到研究工作的焦点。在接下来几年中，我将研究一位修女的教育程度与她晚年的心智及生理功能有何关联。根据档案记录，这里的修女中，约85％的人有学士学位，约45％的人有硕士学位——对任何一个年龄群体而言，这都是惊人的统计数字，更不用说是出生于20世纪初的女性。

早在19世纪时，英国科学家就已经发现教育和健康之间有强烈的关联——后来的统计也都支持这项正相关的关系。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长寿，因为他们在多种疾病上——从肺结核到心脏衰竭——罹患的风险都比较低。他们似乎连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都比较低。

但是这项差异中，有多少实际上可归因于教育？又有多少其实是因为直到近年之前，主要仍只有上层阶级的人，除了享有其他各种好处之外，还能获得更高程度的教育？或许真正决定性的因素和心智的发展较无关系，而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也就是生活环境、饮食及医疗资源的差异。

以修女为对象来研究这项关联，可以排除一直困扰流行病学家的许多混淆的变量，因为收入在此不是问题，修女都不抽烟，并且共享类似的医疗资源、生活环境和饮食。

我利用赞助小型初步研究的经费，雇用了一位曼卡托会院的年轻修女，罗德尔（DMelMarieRysavy）修女，她正好在明尼苏达大学开始做博士研究。我也购买了三台IBM-XTclone电脑，包括在当时算是极为庞大的六十MB硬盘。（今天我们需要的容量是六十MB的一千倍以上。）流行病学的科学都要仰赖资料处理——堆积如山的资料，用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变量加以梳理整合。我的博士论文仰赖将近18000位路德教派信徒填写的问卷；我针对基督复临教徒所做的博士后饮食研究，则分析了超过25000份问卷。现在我们的团队要开始将会院的教育记录和死亡清单输入电脑。

我们也开始发展测验的标准流程，这后来成为修女研究的正字标记之一。罗伯特·肯恩（RobertKane）博士是备受敬重的老人医学家，也是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他的《评估老年人》（AssessingtheElderly）一书可以说全建立在实作测验上。他建议：“与其问一位修女能否自己穿上毛衣，不如就请她在你面前穿上毛衣看看。”他解释，人通常会因为怕丢脸或爱面子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困难，因此会夸大自己的能力。看护的报告则可能因为相反的理由而不可靠：他们通常会低估老年病人的能力。

在老年医学科护士夏朗·奥斯沃（SharonOstwald）的协助下，我们还发展出其他评估生理与心智功能的方法。我们会测试近距离与远距离的视力；用装了弹簧的道具判定手的握力；请修女打开及关上装了不同门闩的几扇小木门，并帮她们计时。（如果你无法扣好衣服扣子、打开食物柜的门或操作厨房器具，就很难照顾自己。）

我们也会记录修女是否使用柺杖和助行器等物理协助，并判断她们能否自己从椅子上起身。在最后的体能测验中，有一项是测验每位修女走六英尺距离要花多长时间。几个月后，当我将结果做成表格时，我很震惊地发现，有些人要花超过九十秒才能完成这项测验。九十秒才能走六英尺！我突然明白我过去多么无知，不论是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功能，还是对这些修女的意志力。

有次我跟夏朗·奥斯沃一起造访会院，我们走进一间房间，里头有六位修女正在组合绒毛玩具。一位看来已经接近九十岁的年老修女坐在轮椅上，正在把棉花球塞进一个长颈鹿布娃娃里。骨质疏松让她的骨头非常脆弱，以至于她脊椎上的脊柱骨都已经坍塌，让她的背驼到脸就在膝盖上方。我僵住了，这个女人怎么可能还有生活功能？

夏朗走到她面前，双腿跪在地上，把头靠到距离修女的脸几寸的地方。“修女，你好吗？”她大声喊。

“喔，还可以，”这位修女用出人意料的清楚声音大声回答，“她们为了我们的假期工艺品拍卖，让我在这里做得要死要活。简直是把我当劳工啊。”房间里所有修女都大笑起来——而一盏灯也在我面前亮起来。我不应该这么在意失能的部分，而应该深入她们当中，将每位修女视为非常独特的个体。

我们当时所做的心智评估，跟后来发展出来的整套测验相比，是相当简陋的。我们会询问标准的问题，确定她们对时间、地点的判断及基本的记忆力（这些问题包括“美国总统是谁？”、“今天是几月几号？”、“你母亲娘家的姓是什么？”等）。我们也会请修女解答简单的数学题目。

我的朋友妮可修女在我们所有的测验中都高分过关。

十二年后的某个早晨，我和此时91岁的妮可修女在曼卡托会院餐厅里一起吃早餐。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亲妹妹，84岁的柯琳修女。她是魏家追随妮可修女的脚步，进入会院的三个妹妹之一。妮可和柯琳修女都很健康，可以轻松自在地在这明亮、漆着粉色油漆的餐厅里走动，到自助餐台取餐。吃完饭，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给这对“姊妹修女”看我准备的经过数字化的系列幻灯片。这些幻灯片都是关于此时已经变得知名的“修女研究”。

这些在数十次科学会议上发表过的幻灯片中，包括了妮可修女与十五位跟她同时发愿的修女的一系列照片。首先是这十六位年轻女子在1925年入会日前拍的原始照片，当时她们大约十八岁。妮可修女就像在她父母的周年纪念照中一样，高高地站在后排中央。其他保守生则站在她周围，形成完美的平衡。她们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白色软帽的带子披到肩上，在下巴处整齐地绑好。

“这张是发初愿五十周年的纪念。”我说，此时荧幕上出现十三位女性排成两排的黑白影像，她们这时都已经七十几岁。在1977年同一批发愿修女的合照中，只有五位修女还穿着修女服，其他人都穿着端庄的便服，强烈地提醒我们这所修会及整个天主教世界在这期间经过了多大的改变。没穿修女服的妮可修女，鹰钩鼻与突出的下巴更为明显，不过她头发上还是别着黑色头纱。这时候的她已经拿到教育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九所小学与中学教过书。

我接着按下笔记本电脑的鼠标，给她们看这些修女在八十几岁时拍的六十周年照片。这一次照片中只剩下十位女性，其中三位坐在前排的轮椅上。妮可修女同样高高地站在照片后排的中央。

我们一边看着这张照片，一边谈论在照片拍摄前就已经过世的六位修女的命运，并讲到修女研究已经开始经由比对过世与在世修女的命运，而做出初步的结论。而在那张照片之后，至今又过了十年，这群现在至少已经九十岁的存活者必定又发生了更多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使我们的分析更有力量。

“去拿七十周年的照片给斯诺登博士看。”柯琳修女提议。妮可修女露出别有深意的微笑，走去她的房间。几分钟后，她拿着照片回来，把那张八乘十的亮面照片放在桌上。“照片来了。”她说。

照片中只有妮可修女单独一人，在镜头前站着微笑，上衣翻领上别着胸花，脸上泛着粉红色光泽——完全是健康、快乐的样子。虽然在这次周年纪念时，有一位跟她同班的修女还活着，但是她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病，情绪非常焦躁而无法坐下来拍照。那位修女在同一年稍后过世，让妮可修女成为跟她一起入会的十六位年轻女子中，仅剩的唯一存活者。

“妮可修女在每张照片中都是站着的，”柯琳修女说，“她是最后一位屹立不摇的修女。”

妮可修女漫长而健康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罗伯特·巴特勒大力鼓吹的“纵贯人生变化的电影记录”。我们可以借由会院档案库里的资料追溯她的过去，还可借由我们持续的心智与生理评估记录她的现在与未来。我们也能分析她的遗传基因、童年、教育及饮食。我相信，这些努力一定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她是最后一位屹立不摇的修女。

那天早上我们喝完咖啡前，我对妮可修女提出了这个问题：根据她自己的看法，为什么她能一直都比同一批发愿的修女更健康？

“因为我有运动计划。”她回答。

“什么样的运动计划？”

“我每天都走好几英里路。”

“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运动计划的？”

“七十岁的时候。”

妮可修女的回答一如往常地一针见血。中风和心脏病一直是她同一批发愿修女的两大杀手，而她成功躲过了这些子弹。运动是维护心血管健康最可靠的方法，而且在任何年龄都会带来益处。她在红翼镇担任堂区探访员而必须走那么多路，不但帮助她保持行动自如，也减缓了可能削弱她骨头强度的骨质疏松症。

除此之外，妮可修女的大脑也因此受益。运动会增加血液循环，带给大脑更多氧气与营养素，使大脑运作良好。运动也会降低压力荷尔蒙的分泌，增加滋养大脑细胞的化学物质；这些变化都有助于抵抗忧郁症及其他大脑组织可能的损伤。

不论我到哪里演讲，几乎都一定会被观众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要成功老化，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而我总是回答：“走路。走路几乎是适合所有人的绝佳运动。”但是我也会说，关键在于找到一种你真正喜欢的活动，让你可以规律地去做——至少在你未来的人生中，都能维持一周四天的运动。这不但能保护你的心脏和骨头，还能保护你的大脑。

而且，就如妮可修女可以证明的，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嫌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