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小魏，你的确会写剧本

　　2003年，你抓住一个人问，魏德圣是谁，大概没有几个台湾人知道；但如今，你到台湾任何城市的任何一条路上去问，不知道魏德圣的人肯定很少。

　　魏德圣成了台湾那些被称为“热血”的电影导演的代表——他们中很多人都有倾家荡产和拿房子去银行抵押拍片的经验。从1999年台湾新闻局有正式统计以来，台湾电影的票房数字走势一直像病危患者的心电图一样，几乎“呈一条直线”。2001年，全台湾地区的票房收入仅为739万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还不到200万元。台湾电影市场低迷持续了10年，凭着一腔“热血”和对电影的热爱，在这段时间里没有离场的台湾电影人都练就了敏锐捕捉观众喜好和制作符合市场需求的类型片的本事。

　　2008年，魏德圣拍摄的《海角七号》被公认为是台湾电影复苏的信号，之后的《艋》《杀手欧阳盆栽》《翻滚吧！阿信》等电影都是口碑票房双丰收。2011年，台湾电影总票房为86亿元新台币，台产片一共上映36部，本地票房达到15亿元新台币，占了整体票房的17.46%，与1994年本地电影市场占有率相比，增长了8倍之多。

　　在2008年爆红之前，魏德圣曾经长期失业。做了导演后，他的工作一直不稳定，经常是“接完一个案子不知下一个案子在哪里”。

　　在台湾导演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中，永远有一个人物拿着武器准备行凶。此人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恐怖分子》中剪去男友下体的姐姐、《麻将》中射杀邱董的红鱼、《一一》片中刺杀英语老师的胖子、《独立时代》中自杀的李立中。

　　杨德昌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最杰出的导演之一，他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他的电影极为精确地描绘了台湾都市生活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失常的人伦。他用自己独特的眼光还原了台湾经济起飞、被推崇为亚洲四小龙时期，工业文明兴起导致台湾人道德信仰崩溃的过程——城市中生存压力巨大，精神萎靡的人们无处可逃，总是处于想要杀人或是自杀的状态。

　　魏德圣当时就处于这种状态。

　　1995年，魏德圣27岁，他得到了一个机会跟着杨德昌拍片，做杨德昌的制片助理，杨德昌叫他“小魏”。这是个人微言轻、薪资微薄的职位，其实就是在片厂做做搬道具、清理水沟等杂务，有时还要兼任司机。这个工作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车要开得稳，水沟要清理干净，上班还不能迟到……总之是需要人苦干实干。这种活向来难不倒魏德圣，从中学到中专，他一直拿全勤奖，不迟到不早退，也不随便请假。

　　获得这个打杂的职位，对魏德圣来说实属不易。他196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1988年从一所没有名气的中专学校毕业。在台湾，从这种学校毕业的人通常是去工厂里当个小领导，家境富有一点的话，或许自己会开一家小作坊。但魏德圣却偏偏想去拍电影。他们一家和电影没有任何渊源，除了喜欢看电影以外，魏德圣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服兵役时经常和一位学电影的战友谈论电影，才萌生了电影梦。

　　因为没有和电影有关的学历，也不认识拍电影的人，20世纪90年代初，复员后的魏德圣只好从电视行业开始。他尝试去演员训练班上课，后来又在不知名的小型传播公司担任节目助理。1992年，他参加了一部台湾军旅片《想飞——傲空神鹰》的拍摄，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赵文瑄，演员还包括后来大红大紫的任贤齐、吴倩莲等。当时这些演员在台湾都已小有名气，而魏德圣在这部片中的角色叫做“场记”——事实上，这部片的演职人员表根本没有登他的名字。

　　魏德圣白天打杂工、清水沟并负责开车运送器材，导演拍片时他就在一旁偷偷学艺。那时各大片场里的不少杂工，比如灯光助理等等，都是有电影梦的年轻人。工作之余，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每个人都想继承台湾电影的传统，都要用电影讲自己的故事。他们相互许诺，你拍我来帮你打灯，我拍你来帮我掌镜。魏德圣知道，拍片要有钱，而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切能自己来的都要自己来。

　　结果，魏德圣摸索着写出了一部剧本《卖冰的儿子》，并且在1994年获得了台湾官方颁发的优良电影剧本奖。1995年，他又摄制了一部短片《夕颜》，去参加台湾当局为鼓励年轻人制作非商业性剧情影片设立的金穗奖，居然又得到了优等录像带奖。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魏德圣终于凭借这种固执一步步走入电影行业。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台湾电影就开始不景气。在这种大环境下，连杨德昌这样的大导演也感到了压力。

　　1990年开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杨德昌就发现筹钱困难。后来成为台湾著名出版人的詹宏志曾经协助侯孝贤筹款拍《悲情城市》，在此时又出手帮杨德昌找到了钱。这部最为人所称道的影片推出后没多久，杨德昌的生活与工作就全乱了套：他与蔡琴维持了10年无性婚姻后有了外遇；他在工作中几乎与所有人都无法正常相处，他不相信别人，别人也不相信他。1991年拍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后，杨德昌直接跌入了自己人生与事业的最低潮。

　　除了要面对崩坍的感情，杨德昌同时还要面对崩坍的台湾电影业。1995年拍《麻将》的时候，杨德昌把自己创作的公司从杨德昌电影改名为原子电影——他不再希望从个人角度出发，而希望成为一个小集体的动力源泉。但因为电影人纷纷改行，杨德昌每拍一部戏都会发现，自己要领导一群几乎完全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拍片现场出状况的机会大增，杨德昌动不动就情绪失控，经常挥拳要揍人——在一个行业不成熟时，老板往往要身兼数职；在一个行业崩溃时，老板也是如此，而且通常情绪会不太好。

　　1995年，魏德圣进入了杨德昌的电影公司跟着他拍片，他面对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很严酷。台湾人对魏这类人有自己特有的称呼——“控固力”（混凝土），就是说此人是个头脑转不过弯来，不知变通的顽固分子。

　　20世纪80年末和90年代初正是台湾经济大好的时候，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在所有的财富机器里，股票买卖是当时最让民众疯狂的致富工具。电影行业眼看不行了，聪明人纷纷改行撤出，魏德圣不但不去买股票或者做点能赚钱的工作，反而熬夜写剧本。他得到的优良电影剧本奖只是个官方小奖，奖金少到只能算是个心理安慰——台湾掌管电影事业的当地新闻局无非是对外公布一下得奖者名字，将剧本印行个几千册，然后草草结案了事。

　　但这件事情却让杨德昌终于看见了魏德圣。

　　杨德昌和魏德圣的人生可谓截然相反。1947年出生的杨德昌毕业于台北最好的高中，然后考进重点高校，念的是理工科的控制工程学。毕业后，杨德昌跑到美国留学，也进修过电影。在美国，杨德昌一待就是10年，直到有一天，他看了德国电影新浪潮大师韦纳·荷索的电影《天谴》之后，突然决定放弃和电脑有关的工作，跑回台湾拍电影。

　　杨德昌所受的西方教育让他的电影完全没有此前台湾电影的影子。他的电影代表了台湾精英知识分子的视角，他对城市题材极为熟悉，电影里的各种角色，完全是台湾都会生活的众生象，即所谓电影版的“台北人”。

　　魏德圣回忆说，当杨德昌知道他写的剧本还得过新闻局的奖时很是惊讶。杨德昌不知道自己的公司里居然还有人这么“进取”。他向魏德圣要来剧本，拿去回翻了翻，隔了两天说：“小魏，你的确会写剧本，我只看了两场戏就知道你会写。”

　　但杨德昌告诫“小魏”：“你以后不可以这样写，你的文字太具体了，把自己要拍的东西都陷死在文字里了，要更开放一点才对。”

　　1995年的《麻将》拍摄过程只有6周，但杨德昌的艺术家脾气很折磨人，这就让所有在片场的人都觉得时间十分漫长。魏德圣原本是场务，因为写了个得奖的剧本，被安排去当助理导演。就在此时，剧组里的副导演一夜之间离开了，这在那个电影低迷时期是常事，但无疑让《麻将》的拍摄过程雪上加霜。台湾民间电影公司这时仍是小作坊规模，导演有时身兼数职，要写剧本、要去筹钱、要管灯光、要安排营销推广，甚至还要管现场的道具，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在现场常常火气很大。

　　杨德昌环顾四周，身边基本上已经没什么有片场经验的人了。他的眼光落在魏德圣身上，于是就要魏德圣做副导演。

　　“我知道你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就单纯帮我管理就行了。”杨德昌对魏德圣说。当时整个剧组只有摄影师、录音师是有经验的。杨德昌顶着国际大导演的光环，不可能降低拍片标准，因此几乎在拍片现场整天破口大骂。戏拖到深夜时，杨德昌脾气更大，魏德圣又有责任感，便经常出来代人受过。

　　《麻将》片中有一场发生在Pub里的戏，现场聚集了很多临时演员。那天大家一直拍到天亮，结束时，台湾的名录音师杜笃之要求大家不要动，要现收现场音。杨德昌情绪压抑，本来要出去抽根烟，但杜笃之这一句“不能动”，他也只好在一旁等着。大家都不敢讲话，现场安静无比，谁知，此时一位临时演员搞不清楚状况，突然走动起来。

　　杨德昌看到这一幕，彻底怒了。他满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冲过来对着魏德圣大吼：“你干什么！你是怎么管理的！”骂到最后，他激动地拿起椅子要打魏德圣。

　　魏德圣本来一直隐忍，此时也临近崩溃，回吼：“你敢打下去我就跟你拼命！”

　　那把停在空中的椅子，最终没有砸下来。

　　第二天，杨德昌进公司，看到魏德圣在整理东西。他走过去，伸出手臂搂住小个子的魏德圣，在他肩膀捏了两下，笑笑，然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魏德圣知道那就是杨导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