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2）

　　除了等级制度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比较文化研究者注意。一旦遇到灾难，城市的空袭也罢，塞班岛的溃败也罢，菲律宾失守也罢，政府总是对日本百姓解释：“这些早在预料之中，不用担心。”收音机那些夸张的宣传，也不过是安抚百姓之举，他们大谈安全、士气等只不过是给百姓打精神预防针罢了。他们希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居住在可以预言的“乌托邦”之中。“美军占领了基什加岛，在我们的国土四周轰炸，而且肯定是海、陆、空军三面夹击。但是我们早就料到了，我们也准备好了。”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广播说：“敌机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但是我们从事飞机制造的人早就猜到了这种事会来临，对此也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不用担心。”就连那些希望早日停止这场无望战争的日本战俘也认为，轰炸是摧毁不了日本人的士气的，“因为他们对此早有准备”。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未雨绸缪，并且万无一失。似乎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凡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要想着自己是被动挨打，而应该想着是我们引来了敌人。”他们会说：“敌人，你要来就来吧。”“我们所期待的终于来临了，欢迎它的到来。”而决不会说：“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对此，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世上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的，另一种是需要自己创造的。当举步维艰时，我们必须自己创造机会。”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得意地说，敌军已落入我的掌握之中”。“果然不出将军所料，敌军刚登陆仁牙因湾，马尼拉市即迅速陷落，接下来的事情就更能说明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了。”换句话来讲，就是说，败得越惨，就越说明山下将军料事如神。

　　美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只不过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力以赴、全心应战。美国人时刻保持充沛的精力，随时准备迎接挑战。别人挑起这场战争，攻击我们，我们一定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所以美国的发言人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考虑安抚大众的情绪时，会说：“这是敌人的肆意挑衅，我们要以牙还牙。”而决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早就料到的。”日本人则宁愿生活在凡事都有预先安排的状态之中，他们觉得未曾料到才是生活中最大的威胁。

　　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经常宣传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投向我们”，他们处在世界的中心，所以，他们必须好好发扬日本精神，这显示了日本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关系到他们的国际形象，而对形象的重视是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日军指挥官在美国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向其部队下达命令说，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不能丢大日本帝国的脸。日本海军官兵也有一条诫令，如果遭到鱼雷攻击，上司命令他们弃舰时，他们必须以最完美的姿态撤退。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还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

　　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更多人关注的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拥有多少统治权呢？有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七百余年的封建统治中，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的直属上司——“大名”[?大名，一般指日本江户时代受封的“藩主”，拥有领地和家臣，但必须听命于幕府将军。（编译者注）]，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统帅——将军[?将军，也称“征夷大将军”，在日本“武士政权”统治时期是最高统治者，1192年之后日本建立幕府，将军作为幕府首脑，统治掌管全国政权，世袭继承。幕府时代共延续近700年，明治维新时期废除幕府和将军。（编译者注）]。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傀儡，根本没什么统治权，所以对天皇忠诚与否几乎根本无人关心。对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有没有天皇都无关紧要。因为天皇被幽禁在深不见人的宫廷，日常活动和各种仪式也都不自由，被将军制定的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着。如果一个有地位的封建诸侯对天皇表达敬意，就会被视为是对上司的背叛。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只有了解了日本的历史，才能了解日本。这样才能了解，为什么一个对老百姓来说印象模糊、默默无闻的天皇，能够成为日本的中流砥柱，成为凝聚这个保守民族的力量源泉？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绝对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实际上夸大了事实，这只能证明他们论据的脆弱。美国不必礼待天皇，恰恰相反，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应该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我们就可以摧毁日本的整个价值结构。

　　许多熟悉日本的美国人，特别是了解前线状况或读过日本文献报道的，是不会同意上面的说法的。他们不认为，攻击天皇就是攻击军国主义。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口头上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很容易刺痛日本人，激起他们的士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军人外出来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谨慎行事，因为那时“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西，指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在中国近现代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编译者注）]很盛行，而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军人对天皇的崇敬照样是狂热的。这些在日本待过的人士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高呼“希特勒万岁”根本不同，因为后者与法西斯的罪恶相联系，只不过是纳粹党兴衰的一种反映。

　　日军俘虏的口供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因为日军与西方军人不一样，他们并没有受过相关的教育，被俘后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显然缺乏统一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当然还要归咎于日本一直以来的不投降主义，但那时只限于一部分军团和部队。我们之所以这么重视俘虏的证词，是因为它能代表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断面。士气低落会导致投降，而投降的日本士兵就可能不再具有典型性。但是这些战俘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不是因胜利无望而投降的。

　　对所有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那些顽抗到底的，说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是为了天皇，自己是在“谨遵圣意”，“为天皇而献身”，“天皇鼓励国民参战，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那些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大东亚”计划的人，也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于天皇。厌战者称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始终是一位和平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还表示反对军部”，“天皇是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的，战争发生的时候，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许可。天皇也并不知道，他的士兵正处在水深火热中”。这些证词完全不同于德国战俘，德国战俘认为，尽管他们对希特勒的部下背叛首脑很不满，他们仍然认为战争必须由最高决策者和教唆者——希特勒来承担。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态度完全是两码事。

　　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密不可分。“没有天皇，日本就不是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生活的中心，这种信仰是超越宗教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百姓不会谴责天皇，也不会认为天皇有什么责任。这都是内阁和军部领导的错，天皇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