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的“前典型”生活

　　刘玉莲无论是气质风度还是相貌着装，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都与她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年龄相去甚远。

　　58岁的刘玉莲还称得上是袅袅婷婷，她身姿挺拔，衣裳入时，风度过人。

　　几乎每次刘玉莲的出现，都会引起众人的议论：她是乡村医生?她快60岁了?不会吧?

　　刘玉莲是正牌的乡村医生。甚至她刚刚提起药箱时，乡村医生还叫“赤脚医生”。到现在，刘玉莲是新疆哈密市仅存的58个当年的“赤脚医生”之一。

　　那年，刘玉莲刚刚17岁，扎着那个年代时兴的、齐腰长的大辫子。到现在，刘玉莲还会尖着个嗓子唱出那个时代歌颂赤脚医生的歌曲——“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

　　42年前，刘玉莲随父母落户到了哈密市二堡镇的二堡村，成为这里为数不多的汉族村民之一。来二堡没多久，爱劳动，脾气好的刘玉莲，就被选到了县里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半个月的培训回来后，这个满脸稚气的小姑娘就成了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

　　头一次给人看病，刘玉莲比病人还紧张，打针时手哆嗦个不停，给发高烧的病人服下退烧的阿司匹林，她自己反倒出了一身透汗，身上的衣服全湿了。

　　直到病人烧退了，刘玉莲才松了一口气。她对自己说，把这个病人治好，我就是个医生了。

　　玉素甫患支气管哮喘很多年了，他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大大的甲状腺瘤。到城里多家医院求医问药，一直不见好转，他几乎放弃了治疗。

　　刘玉莲大着胆子用针灸疗法结合药物治疗，两个月后，玉素甫的支气管哮喘不犯了，脖子上的“大疙瘩”也奇迹般地慢慢消失了。

　　刘玉莲的医术，被玉素甫传开了;“丫头”这个名字，也让玉素甫传得尽人皆知。从此，全村人都叫刘玉莲“丫头”。

　　二堡村是典型的维吾尔族群众聚集村，平时大家只说维吾尔语。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了多年，刘玉莲也自觉地进行着“双语化”行医，她的语言在维吾尔语和汉语之间流利地转换着。

　　但是由于刘玉莲的存在，全村的维吾尔族群众，从刚刚会说话的小娃娃，到长着白胡子的古稀老人，至少都会说一个汉语词汇，那就是——丫头。

　　丫头，这个汉语里长辈称呼晚辈的爱称，变成了他们嘴里对刘玉莲的通用称呼。

　　二堡村农田高低不平，南北两端海拔相差二三百米，加上水资源严重匮乏，全村人均有效耕地面积不足2亩，是全镇子最穷的村子。

　　就是这个穷得叮铛响的小村子，几十年来医疗卫生工作却做得出奇的好，不管是计划免疫还是传染病防治，无论是妇婴保健，还是抗击非典禽流感，都走在全镇的前面。村里人说，村子穷，没有钱，但是，他们有个好医生、好丫头，好医生钱难买，好丫头金不换。

　　刘玉莲经常是穿着衣服睡觉的。有人问她为什么。

　　刘玉莲说，村子里有几个老人有哮喘，那些年经常犯，夜里一犯起病来，老人的家属就打发小孩来叫丫头刘玉莲出诊。刘玉莲一是怕自己穿衣的动作慢，耽误了时间，给老人带来危险，二是心疼冬天的夜里，站在大门外面冻着的孩子。自己不脱外衣睡觉，听到敲门声，跳下床抓起手电就能走，这样可以让病人和孩子少等会儿。

　　就在中国西部偏远地区，一个满目土色、几乎都没有砖房子的小村子里，42年来，刘玉莲为二堡村及邻村的乡亲们接生过300多个孩子，成功率百分之百，就是在边远地区医疗状况极差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婴儿或产妇死亡;42年来，刘玉莲治疗过30万人次的病人，但却从未出过一起医疗事故。

　　人生百病，就算是刘玉莲小心加小心，出乎人们意料的事还是时有发生。那是1986年7月的一天深夜，阿合苏木的老婆要生孩子了，可是，产妇难产。

　　刘玉莲和家属把产妇送到了乡医院，乡医院无法治疗，他们多次辗转又到了哈密市医院，还是没床。

　　产妇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大夫很为难，抢救难度太大，又没有住院的地方，他们打算让病人继续转院。

　　已经一夜没合眼的刘玉莲，为了病人，在自己的同行面前跪下了。她说，我们去了哈密的好多医院，都没有病床，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求你想个办法，救命要紧，救人要紧。

　　今天，看着当年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母女俩，阿合苏木说，如果没有丫头，就没有我的老婆和女儿。

　　每个记者在采访刘玉莲期间，都出于职业的要求，无可避免地但小心翼翼地要问及刘玉莲早夭的孩子。刘玉莲自己也会主动提起，她说，年龄越大，越想这个女儿。

　　刘玉莲的第一个女儿，就因为她过于忙碌，在刚刚十一个月的时候，就因为腹泻脱水没有及时有效治疗，夭折了。到现在，女儿的死还是刘玉莲心里不能碰的伤。她说，那个娃娃可惜了。大大的眼睛，小嘴，白白的，好看极了。

　　当年，刘玉莲要去卫生室工作，就用布带子把孩子绑在炕桌上，小小的娃娃，要自己在炕上呆一天。等妈妈再回到家里时，才能收拾孩子的屎尿，给孩子吃上奶。

　　孩子还不会说话，但已经懂事，一见到妈妈拿过布带子，就瞪着大眼睛直直地望着妈妈。

　　儿的这个动作始终印在刘玉莲的脑子里。她描述女儿的反应：不放声哭，只是看着要出去上班的妈妈，眼泪就从大眼睛中委屈而无声地涌出来。

　　刘玉莲后悔，自己是个医生，没有耽误过病人，反而因为自信疏忽了自己的孩子——哪怕在女儿病的那几天把娃娃背在身上，边看病人边照料也行，怎么能给孩子嘴里塞上两片药就离开呢?村里人是病人，自己的女儿也是病人啊。

　　孩子病重时，她把孩子送到乡医院，医生对她好一顿骂：“你还是个大夫呢，怎么把孩子耽搁成这个样儿?”

　　女儿没了，刘玉莲还不敢相信，她绝望地一次又一次地摇晃孩子的身体：“孩子你起来，你快起来……”

　　谈起女儿，现在的刘玉莲眼泪又忍不住了。她说，孩子要是活着，一定是个特别漂亮、特别爱干净的姑娘。可惜的是，当年经济困难，去世的孩子连个照片都没有留下来。我的女儿，可胖了。

　　很多人听到刘玉莲的这段故事，都表示不能理解，甚至当着面都要数落刘玉莲几句。但刘玉莲的同事们为她抱不平。她们说，刘大夫哪里是不管家，不爱孩子的人?但是一进了卫生室，她一个人，要开药要输液又要打针，卫生室没有抢救设备，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人命关天，她怎么能不小心?以刘大夫的责任心，她又怎么敢给病人输着液，自己跑回家去呢?

　　刘玉莲至今记得婚礼上的一幕，村民们有的送来精美的花布，有的送来烤肉、烤馕，全村人一起庆贺“丫头”的婚礼。刘玉莲说，“我们的婚礼是在乡亲的歌舞声里举办的，这辈子都忘不掉。”因此，她要用自己能拿出来的所有的好，来回报乡亲们对她的爱。

　　哪怕明知拿出来的好是对自己有伤害的，刘玉莲也要拿。在病人利益面前，刘玉莲的“我”是可以让步的。

　　丫头刘玉莲挣钱不多，每个月350元。这个数字不是一个体面的收入。但就是这点收入，刘玉莲还累计为贫困患者垫付医药费3万多元。大部分垫付款在出借时，刘玉莲就知道属于“呆坏帐”，几乎可以肯定收不回来。

　　但是她说，大家都收入不多，咱总不能见死不救。

　　人家问刘玉莲，你收入也少，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呢?

　　刘玉莲说，从自己兜里掏。身上没有，就从家里拿，家里没有，就问丈夫要。我丈夫可能干了，家里种着十四亩棉花地呢——家里的收入，大部分是刘玉莲的丈夫，在棉花地里一个棉桃一个棉桃摘出来的。

　　一个典型的“后典型”生活

　　当了典型之后，乡村医生刘玉莲多了个口头禅：“党和政府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

　　后面跟着的词各有不同，但这个开头，几乎成了刘玉莲说话的范式。

　　这句话一般不会出现在会场上发言中。就在日常聊天时，刘玉莲经常突然会说出。

　　说这话时，她坐在那儿，腰挺挺的，眼睛直望着对方，没有一点客套和矫情。

　　包括刘玉莲和她的家人，谁也没有想到，在偏僻的农村，起早贪晚地给人治了四十多年病后，丫头刘玉莲出名了，她当上了全国道德模范。接着，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等等全国性的荣誉，一个接一个地落在了她身上。

　　当了典型之后，刘玉莲的生活基本上就分成了两个部分：在村里看病，到北京或乌鲁木齐领奖、接受采访。

　　刘玉莲的病人更多了，甚至连很远的村子都有人专门来这里看病。在北京领奖，她的手机还是经常响起。询问她的绝大多数是病人，病人打电话不分时刻，更不管刘玉莲在北京，用手机接长途电话要付出高额的漫游费，也改不了叫刘玉莲丫头的习惯，他们只是反复地执拗地问，要求刘玉莲解释她为什么没有呆在那个卫生室里：“丫头你啥时回家?我们家的病人病得厉害。”

　　刘玉莲一到家，有些女病人看到，就扯着她的手说：“丫头，你咋一走就是半年呢?”

　　刘玉莲乐了，“也就是走了5天嘛，你想我了?”

　　路上遇到上学的小孩子，小孩子们向刘玉莲打招呼：“丫头大夫，你好吧?”

　　刘玉莲笑眯眯地回答：“我很好，你们好吗?”

　　顽童们“嘎嘎嘎”地大笑着跑远了。

　　他们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刘玉莲就用听诊器听过他们的心跳，他们预防接种的疫苗，都是刘玉莲亲手打的。他们的妈妈，甚至都是刘玉莲亲手接生的。在二堡村这个小村子里，刘玉莲诊治过全村老少三代人。

　　也就是在中国西部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小小社区里，由于刘玉莲的存在，有三百多户的二堡村达到了基层卫生保健的最理想状态——小病不出村。

　　在刘玉莲临到北京开会的那天，卫生局派人到她家接她。

　　他们原以为，刘玉莲从来没有去过北京，甚至连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都没有去过，这次出这么远的门，得到这么大的荣誉，家里还不得给她认真地做上两个好菜，送行一下?

　　吃饭的时候，放着肉的抓饭，放在卫生局干部的面前，里面有些两三块指甲大的肉，另一盘子没有肉的拿在了刘玉莲自己手里——她要把她认为的好东西都拿给客人。

　　后来提起来，卫生局的干部还在感叹：没想到刘玉莲家那么穷，也想不到她就是当了那么大的典型，心也还是那么纯净。

　　刘玉莲的心素净得让很多人看来，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

　　饭桌上，领导正在向全桌发表讲话，所有的人都做出认真聆听的样子。惟有刘玉莲，正在这个当口端个酒杯站起来，绕过整个桌子走过来，给她想敬酒的人敬酒，全然不顾领导的脸色。

　　刘玉莲获奖后，哈密市政府拨了一笔款，准备给她修一下房屋，不让她再住在土坯房子里。

　　施工队来了。没想到，刘玉莲张着两臂拦在了房门前。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这时，刘玉莲说，房子不能修，要修，我自己攒钱修。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如果政府给啥我就要啥，那我成了什么人了?

　　那一次刘玉莲是真急了，她一下子哭了。

　　刘玉莲接受了所有的荣誉，但推掉了所有的奖金。这一点让政府机关相当地头疼，于是，动员刘玉莲接受政府的美意，便成为了当地干部反复需要做的工作。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刘玉莲或者说“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或者说“我自己有手有脚，可以养活自己啊”……

　　温和的刘玉莲甚至“警告”家里人：“不准要!”

　　总之拒绝。

　　既然刘玉莲那么看轻金钱看重荣誉，干部索性对刘玉莲说，你是个典型，典型人物日子过得苦，那不是给党和政府脸上抹黑?

　　刘玉莲这才别别扭扭地勉强答应。

　　成为典型后，刘玉莲的低调和一如既往的努力，从来不提任何个人生活上的期望，让当地政府官员感慨万端。哈密市卫生局长曾经在全市医疗系统大会上问出席会的人，一个在农村呆了40多年的乡村医生，成为全国知名的典型，无论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从不找领导提任何要求，你们有谁能做到?

　　女局长冲着台下说，你们各位谁不比刘玉莲学历高?谁不比她技术好?当前医患关系那么紧张，刘玉莲一个乡村医生那么受农民热爱，这一点还不值得大家想想吗?

　　虽然是汉族，但自幼生长在维吾尔族地区，用新疆的话说，刘玉莲的举止做派完全“民族”化了。

　　她一年四季穿裙子，冬天即使是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刘玉莲也裙子不离身。少数民族妇女热爱修饰的习惯同样也传染了她：刘玉莲每天佩带首饰，哪怕是一条并不太值钱的项链，她也认真地戴上，然后给自己化妆。

　　这一点与汉族地区生长的乡村医生十分不同，也与同样生长在农村，与刘玉莲年龄相仿的花甲老人不一样，刘玉莲的身材和相貌，再加上打扮，可以说十分出众。但只要有人夸她漂亮，刘玉莲就会毫不掺假地自谦：“丑死了，好看什么?”

　　刘玉莲的举止和礼貌，也与维吾尔族妇女十分相似。在北京，坐电梯的她，一次又一次地把身后的人让进电梯，看到没有人了，自己才最后一个走进电梯厢。同行的人后来提醒她，不要老让了，电梯会关门走掉的。

　　刘玉莲第一次去北京领奖的时候，得知丫头要从北京开会回来，全村的人一早就在村头上等，敲着鼓、跳着舞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刘玉莲的家门口。

　　乡亲们说，丫头出名啦，我们不让丫头离开我们村。

　　在行医几十年中，刘玉莲有数次机会离开这个村子，去乌鲁木齐或者别的地方生活。有一次，因为二堡村生活环境恶劣，政府曾起意将部分村民搬到别的地方去。那一次，刘玉莲的丈夫甚至把搬家后耕种的土地都平整好了。

　　最后还是被村民们拦住了。二堡村的村民说，别人可以走，丫头不能走。政府如果非要把丫头调走也行，那就再派一个像丫头一样好的医生来。

　　刘玉莲的卫生室重新翻盖了，要起个名字。刘玉莲说，叫玉莲卫生室吧，我让大家叫了一辈子丫头，以后年纪大了，难道还叫丫头不成?维吾尔族老乡都说，就叫丫头卫生室，我们就喜欢这个名儿，不改。

　　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刘玉莲都会准时来到卫生室，打扫、消毒，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再等着一个个前来问诊、取药的病人，哪怕是凌晨刚刚下了火车回到家中。

　　新疆的早晨，天亮得晚，八点钟只相当于内地的五六点。过去，刘玉莲的卫生室只有她一个人，也没有人监督她上下班是不是迟到早退，更没有人盯着打卡扣工资，她服务的对象，也只有自己村子的群众，最多只有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但是，这个乡村医生，四十多年来，却用如此自律的方式迎接她职业的每一天。

　　刘玉莲经常提起业已去世的父亲。

　　父亲那时在生产队里看瓜，可刘玉莲从来没有吃到过父亲看的瓜。一天，家里人赌着气想吃瓜，打发最受宠爱的刘玉莲向父亲要。

　　父亲看了看女儿，低头钻进瓜地，捧出一个烂了半边的西瓜，把坏的地方削去，放进刘玉莲捧着的小锅里。

　　父亲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从父亲那儿，刘玉莲知道了什么叫做无私。

　　刘玉莲说，要是父亲现在还活着，知道党和政府给了女儿那么大的荣誉，看到她现在经常站在台上领奖，不知该有多高兴。

　　说罢，眼眶中盈满了泪水，她使劲儿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