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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关注许多人都有过抢劫、伤害他人、从高处跳下、偷看陌生人裸体的想法,这些想法无缘无故,不请自来。多数人的这些思维转瞬即逝,但有些人再也无法驱除它们。
一个叫碧拉的埃塞俄比亚女孩吃掉了家里一整面墙。她不想吃,但她控制不住自己——她无时无刻不想着那面墙。将土墙上的泥抠下来吃掉,是她唯一的解脱方法。
这事持续了十多年,到17岁时,她吃掉的墙面共有8平米。她的胃部严重受损,喉咙破裂,体内爬满寄生虫。痛苦不堪的碧拉终于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她,她需要帮助。
这个故事出自一本书——《无法停止的人:强迫症及一个迷失在思绪中的真实人生故事》。2015年1月底,它在美国出版。书的作者大卫·亚当(David Adam)曾是英国《卫报》科学与医学记者,现为世界顶级科学杂志《自然》编辑。这本书出版后大受好评,英美主流媒体纷纷称赞它是一部关于强迫症的力作,包含了大量案例和深入浅出的科学分析,又从个人视角写了一个令人动容的人生故事。
针对此书,腾讯文化作者对亚当进行了电话采访。亚当说话很轻,有淡淡的英国口音。谈起强迫症给他带来的困扰,他有一种就事论事的平和。的确,强迫症的成因极其复杂,医学界迄今无法给出定论,患病在某种意义上给人“中彩”之感。对亚当来说,重要的是直面病情,以理性的态度寻求帮助和治疗。
亚当本人的强迫症是从19岁开始的。1990年的某个秋夜,亚当与一个美丽的女孩约会。当天他们并未发生关系,但为了向朋友吹嘘,亚当撒了谎,并称他没有使用避孕套。
“你可能会得艾滋!”朋友说。这个想法就此在亚当脑海里种了下来,挥之不去。旧牙刷、垃圾桶里沾了血迹的纸巾、朋友手上的创可贴……他开始觉得,看到的一切都和艾滋有关。他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和确证自己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
如今,强迫症已陪伴了他二十多年。他的每一天都在恐惧与焦虑中度过。他会仔细检查自己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隔三岔五去验血,不敢去公共游泳池。强迫症极大地占据了他的精力和注意力,让他疲累不堪。
但亚当很好地藏起了自己的焦虑和恐惧,一瞒就是二十年——“艾滋病”总让人觉得与性相关,他难以启齿。尽管作为科学记者,他知道这想法是非理性的。
常人对强迫症有重大认识误区
在书中,亚当贡献了不少名人的例子。比如,被称为“交流电之父”的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害怕病菌,为此不与朋友接近,独自在酒店住了十年。他还痴迷数字3,因此住在曼哈顿纽约客酒店33层的3327号房间。
再比如,童话大王安徒生的恐惧是睡觉时被人活埋。每晚睡觉前,他都要在床头留一张纸条,指出他是在睡觉,不是一具死尸。
亚当告诉腾讯文化作者,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强迫症,但对它的理解比较初级。大部分人认为,强迫症患者会经常洗手,出门前一遍遍检查门窗是否锁好,或是反反复复关灯。的确,最常见的强迫思想是害怕细菌感染,约三分之一的强迫症患者属于此列。其次是对危险的非理性恐惧——重复性关门和关灯的人属于此列,占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再次则为对图案及对称的强迫性需要,占患者总数的十分之一。
这些小习惯的确挺烦人,但在大多数人看来,它们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人们对强迫症存在太多认识误区,最主要的是,许多人都将它看成一种行为怪癖,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
事实上,强迫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些“怪癖”足以致命。亚当说,马库斯是一个巴西男人,他总觉得自己眼睛的形状不对劲。为了压制这种思想,他不断用手指去触摸自己的眼睛,最终把自己戳瞎了。
而爱因斯坦的好友库尔特·哥德尔是杰出的数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他害怕食物中毒,因此从不碰妻子没有事先试吃过的食物。妻子病重后,他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医院绝食而死。
亚当告诉腾讯文化作者,不仅一般公众对强迫症有误解,许多患者对它的了解也不多。究其原因,如果不去看医生,患者的信息源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假如你认为强迫症就是经常洗手或开关DVD机,而你的问题是你常常有伤害别人的想法,你就很难意识到自己患了强迫症。”
强迫症的英文名为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简称OCD。它包括两部分:强迫思维、强迫行为。以经常需要洗手的人为例,强迫思维是这个人总担心碰到脏东西会得病,强迫行为则表现为不断洗手。洗手是为了减轻强迫思维带来的焦虑。
亚当的强迫思维是关于艾滋病的恐惧,他的强迫行为是通过种种方式缓解这种恐惧——拒绝与手上贴创可贴的人握手,拒绝与人共喝一瓶水。
有一段时间,他疯狂地拨打艾滋求助热线,向接线员讲述自己的恐惧。接线员一再告诉他,得艾滋病的几率极低。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好受些了,但是等等——“几率极低不代表没有可能。”怀疑的声音很快冒出来,他需要再次寻找确证。那段时间,他过于频繁地拨打求助热线,所有接线员都记住了他的声音,他只好一再冒充别人、用别的方言打电话。
强迫症患者的难处:难以启齿
强迫症的一个关键危险是,患者往往拖延治疗。“在确诊和治疗之间,普遍存在十年的间隔。”亚当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时间差。究其原因,亚当称,在他那里,主要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很难去直面它。
为什么强迫症让人这样难以面对呢?亚当分析,尽管医生再三告诉他应该接受治疗、能够获得帮助,但他的那些情绪和想法如此强大、如此根深蒂固,他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消失。
向别人讲述自己的心理疾病是困难的,而且许多患者执著的东西恰恰是社会公认的禁忌话题,例如性、伤害、死亡。在患者能隐瞒病情的情况下,自然也就没有外在压力促使他去寻求帮助。而因为许多患者将病情掩饰得很好,身边人也很难向他们提供帮助。
亚当花了20年时间才向父母坦白自己的病情。在和出版社签了书约后,亚当要求出版人对消息保密,因为他要先告诉父母——他不希望他们通过新闻知道这个消息。对亚当来说,承认自己的症状其实是一种“出柜”。
亚当认为,“出柜”一词很好地描述了这一举动。就像同性恋一样,许多强迫症患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怕被用有色眼镜看待,怕在交友、求学、求职时遭遇不利。尽管“教育公众”不是他最初的写作目的,但他的书无疑有助于增加公众对强迫症的认知度、对强迫症患者的同情与理解,从而创造一个对患者的生活与治疗有利的环境。
亚当认为,强迫症的最大伤害是对他情绪状态的影响。“有关艾滋病的恐惧总在我脑子里,占据了我本可以放在别的事、别的人上的注意力。”亚当会幻想,如果没有得强迫症,他的某些人生选择会不会不一样。“我记得我没得病之前的样子。我嫉妒从前的自己。”他说。
人为什么会得强迫症
人类对强迫症的认识起步很晚,直到1980年代,精神科专家还认为强迫症的案例不多。如今,医学界普遍认为强迫症是四种最常见的心理失调症状之一,排在抑郁症、药物滥用和焦虑症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将强迫症列为十大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之一,其发病率是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的两倍。
强迫症成因复杂,心理学界对此至今没有定论。但研究者们从遗传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角度考察,近年来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亚当认为,对强迫症的成因需要分两部分来看:一是什么让人容易受强迫症侵扰;二是什么真正触发了强迫症。
强迫症对人“有机可乘”,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产生奇怪的想法。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侵入性思维”(Intrusive Thoughts)——许多人都有过抢劫、伤害他人、从高处跳下、偷看陌生人裸体的想法,这些想法无缘无故,不请自来。幸运的是,多数人的这些思维转瞬即逝,不会演变成强迫症。但对有些人来说,某个想法在脑中卡住了,再也无法驱走。
神经科学家对大量强迫症患者做了大脑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他们的大脑基底核出现异常。基底核位于大脑深部,目前所知的主要功能为对自主和重复运动的控制。其运作很容易被启动,却很难被关闭,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强迫症会与它的异常有关。
强迫症不仅与大脑构造相关,也与后天环境相关。童年时期就形成的某些思维倾向让一些人更易得强迫症,心理学家将这些倾向称为失调信念(Dysfunctional Beliefs)。
与强迫症有重大关系的失调信念有三种:夸大威胁与责任的倾向;完美主义与对不确定性的抗拒;将个人思绪看得过于重要,因而忍不住想要控制它们的倾向。有这些倾向并不意味着就会得强迫症,但这会让人过分放大那些侵入性思想。
至于是什么触发了强迫症,则因人而异。有些人的原因与某个心理或精神创伤有关,但没有一个特定原因可以解释所有案例。
强迫症还和社会文化潮流息息相关——社会上流行的恐惧,往往在个人心中形成投射。亚当指出,在他这个年龄层的人当中,“担心艾滋病”是极为常见的强迫症形式之一,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对艾滋病的恐慌最严重的时期。美国精神科医生朱迪斯·瑞波波特在其名著《不能停止洗手的男孩》中写道,到1989年,他三分之一的患者症状都是极端害怕艾滋病。正是这本书让许多人第一次认识了强迫症。
最重要的是要去看医生
强迫症患者经常被误诊,因为其症状常常被其他症状所掩盖,比如抑郁、焦虑、饮食紊乱等。直到最近,人们都不太重视强迫症与焦虑症之间的区别,将其视为后者的一种。的确,焦虑是强迫症的表现之一,但混淆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危险的。
今天,精神科医生普遍将强迫症看成一个独立的谱系,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一系列与侵入性思维和冲动控制障碍相关的病症,如躯体变形障碍、囤积症、拔毛癖、抠皮障碍等(躯体变形障碍患者喜欢想象自己的外形有缺陷并放大这种缺陷,每天花数小时在镜子检视自己,用化妆、假发、变装甚至整形改变外表,有些人甚至无法出门)。
亚当告诉腾讯文化作者,对强迫症患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强迫症是一种疾病,需要医疗救助,就像断腿的人需要医生一样。
他表示,目前对强迫症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的结合。抗抑郁药物中的一种——SSRI类药物(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被证明对治疗强迫症有效。认知行为疗法则是目前英美治疗强迫症最流行的方法之一。它认为,人的情绪来自人对所遭遇事情的信念、评价或解释,而非来自事情本身。向患者指出其信念失调,能帮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逐渐改变行为方式。
这项研究给亚当带来了什么?亚当认为,研究让他认识到强迫症的影响广泛,不分历史时期,不分国籍,不分文化。他很庆幸自己在二十世纪末的英国患病,因为更深入的研究、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他帮助极大。
他并不认为自己写了一本自救书,但他说,将自己与强迫症搏斗的故事写出来,意味深远,可以鼓舞其他患者。无疑,这本书会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强迫症,让人们更理性、更平和地与脑中的“恶魔”作战。
副主任医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总院) 精神心理科
副主任医师
北京德胜门中医院精神科 精神康复科
主治医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精神科
杭州天目山医院精神科 心理科
主任医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