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性竞争”下的“伪娘”现象

　　一、“易性竞争”下的“伪娘”现象

　　从一开始，我就对“伪娘”进行了密切的跟踪与观察。“伪娘”是一个外来名词，原来主要是指在日本动画、漫画、游戏界的名词，通常指的是具有女性美貌的正常男性角色，且变装后常常带有很强的萌属性，也即有一种可爱、让人喜欢甚至喷血的美少女的感觉，有的可能更胜过一般女性角色。

　　在今年的快乐男声成都赛区的预选赛当中，刘著无疑是比赛的一个亮点。因报名时着烟熏妆，穿粉红丝袜和高跟鞋而引起关注。刘著以“伪娘”的姿态出现在舞台当中，声音、打扮都及其像女生，某评委直接当面怀疑道：“是我看错了，还是你参加错了节目?”。在一夜之间，被人誉为“著姐”的刘著，风靡网络，成了各大网络搜索引擎的“热搜词”之一，迅速走红，引爆“伪娘”风潮。

　　现在作为“伪娘”最为典型的代表刘著也止步于快男成都赛区的32强了，而且据说是有关部门的封杀，如果这个传闻属实的话，这无疑是令人郁闷而且也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也为刘著的早早离开感到惋惜。在“伪娘”风刚开始冒头之时，我在国内一些主流媒体刊发了比较受关注的评论认为，这是从选秀节目中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易性竞争”。“易性竞争”是我的一个原创概念，易者，换也、变也。意思是指从李宇春(被称为春哥)、周笔畅开始，还有后来的曾轶可(被称为曾哥)，她们身上那种明显的女性男性化倾向，以及现在的刘著(被称为著姐)、童童等的男性女性化倾向，就是一种性别易换的模式。正如网上一句流行语：“生活就像女子选秀，走到最后的都是纯爷们”，春哥、曾哥的胜利标志着进入了“哥”时代，那么，现在就可以多这么一句了：“生活就像男子选秀，走到最后的都是伪娘们”，“姐”时代来临了。

　　在病理学上，有个“易性癖”的说法，指的是从心理上否定自己的性别，认为自己的性别与外生殖器的性别相反，又称变换性别癖或性别转换症，属于性别身份识别障碍。易性癖者个人性别心理辨识与其生物学性别处于矛盾状态。这些人渴望做为异性来生活，并在衣着、举止和其他方面主动模仿异性，希望被异性接受为其中一员。当然，我们现在与无从得知这些选秀选手中到底是有“易性癖”呢还是纯粹一种炒作上的“易性争竞”。

　　而事实上，程度较为轻微的“易性”，的确是有有利于人的竞争力增强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就提出了双性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具有双性气质的两性化人格现象，即男性气质中有女性特征或女性气质中有男性特征，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更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女强人身上那种豪情与霸气，也看到很多男的成功者身上所具备的那种细腻与柔和，就比如我们的总理周恩来，从各方面的气质来判断，就是典型那种具备良好的双性竞争优势的人。

　　而针对当下吸引大量关注的“伪娘”现象，我的看法却是，这很多程度是属于一种商业目的的炒作。虽然这种“易性”也给他们的竞争带来了优势，但是这种“易性竞争”优势，并非人格上的，而仅仅是短暂的噱头效应。噱头效应的致命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持续性，就比如人咬狗可能开始了新闻，但到如果发生多了最后也就没有了新闻价值了，所以放长远来说，这种竞争优势的不存在的。而且这种现象，本质上更像是一场狂欢，狂欢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像一场熊熊燃烧的烈火，之后便会灰烬。人们对此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由于新奇，而一旦泛滥了便会产生审美或者审丑的疲劳，此时狂欢也便烟消云散了。

　　二、“伪娘”现象的知识考古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女扮男装有很多妇孺皆知的典故，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代父从军等等，都成为千古佳话，而像金庸小说的男性女性化甚至男变女，则一概地被污名化，比如练就了葵花宝典的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还有，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戏曲里面也一直有着“反串”，比如现在的很多越剧中，还是清一色的女性，剧中的男角色都是有女性扮演的，原来的京剧却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扮演，而这“反串”中男扮女装的男旦，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可以称之为“伪娘”，当然历史上一个通俗的叫法是“弄假妇人”。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上，伶人也是一种被轻视甚至鄙视的职业，在三教九流的排行中一直都在九流之末，排在叫花子和卖糖的之前的倒数第三，在流巫、流娼、流大神、流帮、剃头、吹手等之后，而“戏子无情”这句俗语，更一个带有轻蔑与偏见的说法，将这种传统的社会地位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只是由于后来的社会进步，文化更加开放，才成就了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等京剧四个名旦的艺术成就。

　　而在古典文艺作品中的女扮男装的人物，都由于她们抹除了作为女性的各种特征以及行为之后，像男性一样作出了成就或者演艺了一段故事，于是就几乎成为英雄或者被褒扬，因此也无形中造就了人们对偏向男性化的女人并不反感。但是这个原因背后其实还有社会原因的。

　　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中，拥有男性的那种阳刚气质，一直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特别是在农业文明时代，这种气质更是需要，因为人在自然面前的脆弱与渺小，必须要有这种气质，才能让人们找到一种力量去征服大自然。

　　但是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这样的价值导向，完全缺失本来的价值。所以，在人类越来越强大，大自然却越来越被人类轻易地征服与糟蹋之下，阳刚也便失去了价值。所以，具备隐藏了过多阳刚的柔性男性，反而能够在这个竞争激励列、呈现阳刚特质的社会里，具备了良好的竞争力。

　　在“伪娘”现象出现之前，其实对于此类现象，已经有很多人在探讨了，比如国外对于“都市玉男”这个概念的论述。

　　都市玉男，最早由英国知名作家兼社会评论家针对贝克汉姆现象提出的，这词语由Metrosexual翻译而来。Metrosexual是metropolis(都市)和sexual(性的)的复合词，由英国的马克·辛普森在1994年首先提出。原意为“都市性别”，指的是那些走中性路线的都市男女。近几年来，通过英国传媒的散播，这一意义发生微小变化，现专指大都市中新出现的那些时尚、敏感、阴柔的男人。这些男人内心坚强，外表却细腻精致，颇具中性化倾向，但绝大多数不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特指生活在大都市中，注重外表、热衷装扮自己的异性恋男子。而这个市场的涵盖则从服装业到化妆品业，不一而足。“都市玉男”与传统男性的刻板形象具有明显的差异：留长发、打耳洞、涂指甲、戴配饰、美容、着装新异、追逐时尚等都是“都市玉男”常见的特点。就是这些人的最初名号，而今有了口号，那么指导起行动便易如反掌了。

　　梁朝伟为一个花格衬衫所做的广告里面，有句台词是：男人，进入美丽时代!这像一句里程碑的口号，则有另一层更强烈的身体隐喻，于是男女终于从亚当和夏娃的性别意识分离，走到了殊途同归的最后可能。快乐男生舞台上的争奇斗艳，百花怒放，与超级女声交相辉映，形成一个默契的身体形象：中性化或者说去性别特征化。美丽男人，男人也可以成为秀色可餐的“尤物”，已经是一个潮流，于是乎身体上，也摆脱了狭隘的男女有别，颠覆了人们的习惯性认识，走向本质的无差别的身体狂欢。

　　三、“伪娘”是应批评而不该禁止的文化现象

　　现在针对“伪娘”现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观点就是，如果是出于一种本色的出演，就不应该批评，比如著名的刘著，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找到证据，他是从小就是一副小姑娘的打扮的，不是为了参加快男而特意进行的包装，但如果是恶性的那种炒作，就应该批评。而我对这样的观点，也是绝对不认同的。

　　因为在越来越自由的社会，不管是本色还是为了某种目的，他们并没有违反社会道德，更没有触犯法律底线，仅仅可以是他们的行为与举动，在当下的社会风气中，显得是那么刺眼而已。在一个开放社会，如何装扮是个人的绝对自由，个性张扬是这个时代的魅力之处，他人无可指责，谁也不是扛着道德的旗帜，做一个清道夫，对他人指手画脚。因此，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时的邓丽君，是靡靡之音，当时的崔健与他从事的摇滚，是离经叛道，原来的喇叭裤与男子长发是资产主义作风，可是我们现在看来，那时的指责，又是多么的无知与可笑啊。

　　虽然，我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文化批判，认为当下选秀的如类现象仅仅是短暂的噱头效应，是没有文化理念与价值的一种文化现象，不像波普文化、嬉皮士运动等具有反叛色彩的，甚至连基本的文化诉求都没有，有的只是商业味道浓厚的顺从意味。这样的文化现象只是偏重感性愉悦，它不以提供对世界的理性反思为目的，而主要倾向于创造娱乐大众的文化形式，达到捕获大量受众、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因此，感性层面上的快乐成为大众文化的运作核心。

　　因此，在这样背景下，这种“易性竞争”在商业效应的指挥棒下，很容易演变成没有原则性的恶性竞争，然后形成一种“竞劣”比赛(而非竞优)，一切只求博出位，越出格越突破底线的越容易吸引眼球，越能得到主办方的认可或者默认。一旦形成了这种趋势，那么对此的文化批评，将是非常有必要的。

　　可是没想到，我的这些评论，也遭到了误解，其实文化批判仅仅是一种从理论上的探讨，只是对于现象的一个理性思考，这样的思考，有助于人们认清这样的现象背后一些本质与社会价值。要批评的对象不等于是要被禁止的对象。我始终没有认为“伪娘”包括“易性竞争”是一种恶俗或者不良的社会现象，相反，我坚定地认为它们只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的正常现象。

　　我一贯的观点，就是秉承着原则，就是约翰·密尔里在《论自由》建立的个人自由原则：“伤害原则”或者更严谨地叫“伤害他人原则”。这一原则主张，对一个人自由的干涉只有在为了防止他伤害别人时，才是正当的，否则，就是她或他的绝对自由。在自由社会里，多元化或多样化是一种最合理的存在。

　　而按照这个标准，很显然，“伪娘”们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如果你看不惯，你可以不看啊。而禁止，无疑是一种无理的强权做法。此外，如果李宇春这种女性男性化可以存在，为什么刘著这种男性女性化，就不能得到宽容呢，这种苛刻的谴责，不也是男女平等意义上的不平等吗?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文化领域的各种现象，最好的办法，还是由文化体系内自己解决，让文化界自己形成一个探讨与争论的文化场域，从而最后将现象往理性与良性的方向引导。

（实习编辑：卢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