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人与媒体的DNA

　　刘香成并不愿意过多谈论他个人过去的历史——虽然，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华人摄影师。对于刘香成来说，过去，作为一个叙事者的回忆，早已划下句号，而新的——一个更宏大的，充满着想象与期待的叙事过程正等待着他。

　　在他位于中国北京的家——一个保存完好的四合院内，刘香成的眸子，安静地看着院子一角熟睡的猫，而在他身后不远的正房内的墙壁上，则挂着他请王广义所作的中国加入WTO大幅宣传画。该怎样来形容这双眸子呢，其中隐匿了怎样的灵魂？５２岁的这双眼睛，在眼角鱼尾纹的包围中，很清晰，却无法归之于清澈；很成熟，却不能完全称之世故；很骄傲，却并不咄咄逼人——正是这样一双无法用简单或复杂来形容的眸子，见证了中国的动荡年代和伟大复兴，也见证了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历史一瞬。是的，刘香成是在用他的眸子记录历史，相机仅仅是他的一件工具。甚至，摄影不能称之为他的爱好。因为他是以那样一种令人生畏的态度来面对历史上弹指一过的瞬间，这其中绝对没有嘻戏或寒喧。

　　该怎样来评价刘香成？在北京中轴线故宫附近价值不菲的四合院中，这个1951年生于香港，少年时代经历过大陆大跃进，就读于美国大学，毕业以后供职美国《生活》、《时代》周刊、美联社、时代华纳，直至今日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的美籍华人，在朴素且并不花哨的居家布置中挑剔着张扬着他的独特的品位——椅子是最普通的椅子，口味是最挑剔的口味。在这个四百多平米的四合院中，真正能称得上奢侈的除了这个院子，几乎没有其它。就这样，刘香成用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将现实的现代与过往的历史朴素而有奢华地连接在一起。

　　他聪明非凡，敬业刻苦，然而——他是一个伟大的幸运儿。在一个无法由个人选择或回避的过程中，他站在了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面前，也由此晋身华人传奇人物的行列。无比强大的美国媒体使刘香成与他的中国同行相比，显得超乎其类、拔乎其类，而蓬勃兴起的中国媒体潮流，则使刘香成今日有了延伸梦想的机会和可能。

　　从事业的角度而言，他几乎得到了他梦想中的一切。然而在这场新的搏弈之中，并无必胜把握的刘香成满怀激情与希望，等待时机。

　　一、 放下相机的大师

　　翻阅刘香成与同事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画册《苏联的解体》，你会由衷地认可，刘香成的人物拍得真的很好，那些人和历史剧烈的变革过程紧紧地胶结凝固在一起，静默地躺在这本画册之中。然而，信手翻阅，所有的历史和人物又都栩栩如生了，仿佛从来未曾离去。那些沉默的普通人，因这些照片而得以不朽，一张张经典的照片会使生命的能量和情感得以永生。

　　从1994年放下相机之后，刘香成就没有再碰过相机。很多人由此会去问刘香成，摄影很有成就，现在不摄影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和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对于刘香成来说，他并不满足于别人将他仅仅定位于一种角度。“其实人的兴趣是很广泛的，我的摄影是用来说故事的，这和用文字讲述故事是一样的。讲故事的人是需要媒体的，没有媒体你故事说得再好也没有用。”

　　显而易见，相机和摄影对于刘香成而言意味着绝然不同的两件事，摄影技术仅仅是他的一种表达手段和工具。“我对国际政治很感兴趣，我也对人文很感兴趣。我现在虽然没有搞摄影，但是我在看，在观察，我现在准备花三到四年的时间来编一本图片方面的书。我要把中国每一个摄影师的作品都好好看看，以此来回报中国。图片是一种西方的语言，但是不意味着中国人做不好这个事情。中国人搞摄影往往带着一种浓厚的一厢情愿的兴趣进去，把它看成一种绘画，要不然变成一种甜蜜蜜的东西。摄影有光圈有快门，它所能作的是绘画所不能完成的。我把摄影看作一个严肃的事情，我绝不会在度假的时候去拍照留影。我做任何事情是要百分之百地投入，但是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等于我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

　　从大学毕业到《生活杂志》去实习，再到《时代》周刊和美联社，随着叙述平台的变迁，刘香成的足迹遍及世界——中国、美国、韩国、印度、苏联……摄影记者是在用自己的观察，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把事情表达出来。“在很多不同的新闻故事当中，我觉得我在中国做的事情还是很有特殊性的。不可以把人的一生切成几段来划分，我觉得这样分有些理想化。我幼年的时候经历过大跃进，然后到了西方，但我还是很关注中国的事情。人家问我为什么哪里有新闻你就跑到哪里去？没有那么巧的，一定要有所准备，机会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创造的，我一直是有准备的。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美建交，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派我来？因为我经历过大跃进炼钢铁、除四害，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一直在跟踪着中国的故事。虽然我在美国念大学，但绝不是对中国的事情不关心。８０年代初的时候，我以既熟悉西方又熟悉中国的摄影语言来表达。这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很奇怪的，因为中国当时的摄影报纸完全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