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能为受惊吓的孩子做些什么

　　记者：方奕晗

　　这次采访是从一张照片开始的。

　　照片中，四川省北川中学的一名男生被压在一片废墟之中，仰着头，双眼紧闭，满身血痕。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右手上正打着吊瓶，性命无忧。接下来要等待的，就是救援人员把压在他身上的瓦砾搬走。

　　与千千万万仍然身处险境生死未卜的灾民相比，像他这样的地震幸存者无疑是幸运的。但灾难给生者留下的，也许是一生都难以平复的心理伤痕。

　　地震最严重的心理影响是安全感被破坏

　　不断传来的消息让所有人感到揪心：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垮塌，初二、初三两个年级18个班的学生被埋在教学楼下，学校操场上排放着50余名师生的遗体；重庆市梁平县一小学教学楼坍塌，目前发现40多人被掩埋、5名学生死亡；四川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倒塌，一批学生被压埋，人员伤亡情况不详——可以判断，学校是这次地震灾害的重灾区。

　　“年龄越小，受到心理创伤的影响就越大。”北京大学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方新教授告诉记者，如果处理不好，这种恐惧和阴影就有可能一直伴随他们终生。

　　“对那些幸存的学生来说，地震的最严重影响在于他们的安全感被破坏——而这，恰恰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方新说，地震是典型的创伤性事件，它的特点是威胁生命和不可预期，而且对于事件的发生发展，我们无能为力。因此，这类突发事件会对当事人的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创伤。

　　她介绍说，从一般情况来看，70%有创伤经历的人即便没有经过任何心理辅导，也可以在半年或几年后自然痊愈；而另外的30%，则会在心理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能从创伤发生的一瞬间一直延续到几十年之后，一部分会表现为抑郁、疲乏、惊恐、焦虑、酗酒、失眠、进食障碍等症状。

　　美国一部分参加越战的老兵，在回国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出现了自杀、酗酒、吸毒、药物依赖、抑郁、杀人等症状。一对在唐山地震中失去儿女的夫妻，在此后每年的7月28日前后都会心乱如麻，如万箭穿心般痛苦，“每到7-28前后，我们都要大病一场！”

　　“一些人小时候受了创伤，症状可能到了成年期才会表现出来，”方新说，“由于时间相隔太久，人们也许根本意识不到，这些症状都是创伤的反应。”

　　同样是心理创伤，之所以有些人会不治而愈，而另一些人则会受困终生，除了每个人感受到的事件的严重程度不同之外，个体差异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个性人格完善程度越高，个体对创伤的治愈能力就会越强。

　　从社会支持中获取强大心理力量

　　对创伤受害者来说，强大的社会力量会给他们带来最有效的心理支持。几乎所有关于创伤恢复的研究报告都得出同样的结论：社会支持在创伤受害者的恢复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方新说，当地震灾难突然发生时，老师如果能立刻对学生进行保护，或者在灾难发生后能及时对他们进行安抚，都会使孩子获得安全感，有利于日后创伤的恢复。相反，如果像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时那样，一些领导和老师置学生生死于不顾，则会让孩子们感到自己被抛弃，进而加大日后心理康复的难度。

　　随着救援的不断深入，大批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武警战士、政府官员等已经奔赴四川省的十余个县市，但由于交通和天气原因，震中地区迟迟未与外界取得联　系。这也是让方新觉得最担心的：“联系不上，得不到外界支援，就会让困在那里的灾民产生一种被抛弃感。但反过来，如果事后他们得知救援人员是连夜步行甚至是用手扒开石头去救他们，他们同样可以感觉到这种巨大的社会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在灾区采取各种应急救助措施的同时，心理辅导也应被立即纳入救助范围当中。”方新说，很多人现在还认为，心理问题可以日后慢慢解决，这是不恰当的。

　　“心理干预工作者应出现在灾难第一现场。”两年前，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公共卫生事业部主任、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常务副主任马弘就曾旗帜鲜明地这样表态。这位参与过国内多次灾难现场心理救援工作的专家，对此感触颇深。

　　“无论是当地受灾民众，还是参与救助的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武警战士、政府官员等，所有战斗在第一线的人都同样在经受着灾难带来的强烈刺激，他们同样会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无助等负性情绪。所有人都应得到及时的心理知识和心理疏导。”方新说，5月13日，她所在的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专委会已经向相关部门递交了申请，正在积极组织专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鼓励孩子把心中的情绪表达出来

　　5月13日晚间，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让不少人热泪盈眶——

　　在雨中，温家宝总理一直弯腰察看救援情况。他大声告诉孩子，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

　　对那些处于惊恐之中的孩子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温情更有力的安抚了。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看到身边有人极度悲伤，想去安慰，却不知该怎么说、怎么做——说少了，起不到什么效果；说多了，就像揭人家伤疤，又怕好容易平复的情绪再被刺激到。这个时候，面对正身陷危难之中或者刚刚得救还惊魂未定的孩子们，老师、家长可以做些什么呢？

　　方新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镇定，成年人应该像老母鸡一样把孩子们围在怀里，给他们尽可能多的安慰——而且越早越好。要反复对他们说“没事了没事了”、“现在安全了”、“总理来了”、“解放军已经到了”等，安抚孩子们紧张的情绪，帮助他们尽快平静下来。至于那些很小的孩子，老师、家长或者其他成年人要抱在怀里进行安慰。

　　紧接着要告诉孩子，这几天在他身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应，比如做噩梦、在梦里哭泣等，告诉他们这其实是人对非正常事件的正常反应，完全不必惊慌。

　　此外，灾后心理重建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鼓励孩子把积压在心里的东西表达出来，舒缓情绪。可以哭，也可以倾诉，甚至有空就说。“大家有时候不忍触碰孩子的心理创伤，觉得是在刺激他们。恰恰相反，这种‘再体验’的过程，其实是对创伤事件的脱敏过程。否则，今后他们很可能终身陷在心理阴影当中——听到地震’这个词，或者遇到类似的摇晃，就会反复发作。”方新解释道，“在一遍遍倾诉的过程中，孩子们对事件的敏感情绪会慢慢降低，恢复平静。对于那些特别小的孩子，如果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也可以采用画画的方式。”

　　灾后心理重建：把不好的心情说出来

　　作者：高欣艺

　　5月13日晚11点，离地震发生已经过了33个小时。

　　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宿舍已经熄灯，但知行五楼七层的学生们仍然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走廊里，谈论着汶川地震灾情。尽管他们离灾区很远，然而地震带来紧张气氛却能从同学们不安的脸上隐约得见。其中，家在震区的学生表现得最为焦虑。

　　“大灾后产生‘不愉快的心情’是正常现象。”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石林老师说，人们只要采取正确的方式，就不会让这种心情产生更糟的影响。

　　“我姑姑家在都江堰，电话打不通，发短信也没有回，急死了！”身在外地的丢丢在地震发生24小时候后，仍然无法联系到家人，心急如焚。在北京读大学的夏同学在地震后“忽然反应过来表妹在都江堰念书，差点儿昏过去。”石林介绍，家人受到地震冲击的人和至今仍未和家人取得联系的人，最容易产生不良的情绪，最为常见的表现是焦虑。

　　5月12日下午4点，吴浪终于和在重庆的父亲接通了电话，他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了地。然而新闻里不断上升的伤亡数字、惊魂未定的老乡们向他描述地震的情景都让吴浪感觉“郁闷，简直太郁闷了！”

　　像吴浪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家人虽然在这次地震中没有受到冲击，但由于地震和家乡有直接的联系，也有可能产生恐慌、情绪不稳定的情况。

　　家在广元的栖枝得知家人安然无恙后，仍然守在电视机前，“看了一宿电视”。“看到那场面，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啊，看到成都街头献血的镜头，我真想冲过去，用我的血去救助我的家人！”

　　另外，远在异乡的人们由于无法及时赶回家乡，还可能加深他们的无力感和无助感。家在成都的王小姐说：“这时候真希望自己和家乡人民站在一起啊，同献血，同出力，也上灾区帮忙去。哎，可是离的这么远。真难受！”

　　石林认为，大灾过后产生种种不良情绪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但是人们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对待这种情绪。石林介绍，灾后不良情绪具体表现为焦虑、恐慌、抑郁、紧张，严重的也会影响到饮食及睡眠。

　　她认为产生不良情绪之后，最需要做的是“倾诉”以及“建立对他人的信任感”。

　　石林说，人们可以采取三种方式来排解各种不良情绪。第一种方式是和朋友交流，“把不好的心情说出来”，最好的交流对象是和自己有同样经历的同学，这样“可以让他感觉自己并不孤独”；第二种方式是主动和亲人交流，和友情一样，来自亲人的安慰也将有助于人们走出心理困境；而对于不善交流的人，石林则建议他们应该主动地寻求专业的帮助，其中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拨打心理咨询热线。

　　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已成立专门小组以帮助解决人们在灾后出现的不良情绪。一部专门为这次震灾准备的心理咨询热线将在近几天开通，热线将帮助人们走出灾后的心理困境。

　　北京师范大学的四川籍学生则收到了来自心理咨询中心的慰问短信，一项“团体心理干预”将在他们中展开。这项活动将通过团体交流、游戏等方式消除学生灾后的紧张情绪，增强他们对他人的信任感。

（实习编辑：贺凤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