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常眼光对待艾滋患者

　　最后，有关部门取消了这个设想。不过夏国美觉得，这些侵犯艾滋病人隐私权的观念，就像一枚枚定时炸弹，可能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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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病人的心理都是很脆弱的，这个社会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夏国美认识的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在上班的时候，定了闹钟，按时吃药。一个同事看到了，随口问了句：“你定闹钟干吗，吃什么药呢?”当场，这个病人便情绪崩溃了。

　　从2004年起，作为上海社科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中国组顾问，夏国美开始努力推动制定一项反对艾滋病歧视的法律。

　　有不少专家不理解“这种正视社会边缘人群”的态度，甚至质疑她“把这些人放上台面，不光彩”。

　　但在夏国美看来，对艾滋病这种社会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研究，给决策者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去帮助更多的人，而法律的制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她带领一批专家，启动了立法项目的调研工作，并决定去“倾听不同人群声音”。调研中，她和项目组的成员一遍又一遍地对性工作者、吸毒者或艾滋病感染者重复说：“希望在国家制定艾滋病政策的过程中，听见你们的声音。”

　　她脱下黑色职业装，摘下无边框眼镜，以朋友而不是学者的身份去接近艾滋病患者群体。有一次，她遇到一个49岁的农村妇女，她两鬓斑白，从事卖淫长达25年,夏国美亲自为她搬来一张同样高的皮椅子。

　　她有些刻意地通过这种做法，来向对方表达“一种平等和尊重的态度”。

　　2006年，以夏国美为主，一批专家曾在详尽的调研、论证之后，出台了《上海艾滋病防治条例(专家建议稿)》。这被称为国内第一个由民间力量主导拟定的地方性艾滋病法规。

　　在这份专家建议稿中，她曾想提出，建立对艾滋病人立法救助的规范体制。实施方法则是，由居委会负责调查病人的家庭经济状况，给予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一定的物质援助。

　　不过很快，她改变了主意。上海有一个50多岁的艾滋病人，长年来依靠妻子每月500元的退休金生活。尽管如此，一听说经济援助，他却吓得全身发抖。这个不久于人世的男人严词拒绝：“拿了这钱，以后谁和我的父母打麻将，我的小孩子怎么找对象!”

　　这件事情让夏国美感叹了很长时间。她曾在美国做艾滋病的调研工作，那里的人们“会用正常的目光”看待艾滋病。一个叫大卫的艾滋病人还获得了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他勇敢地站出来，用亲身经历告诉周围的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不过，这份“专家建议稿”上递之后，在此后的3年里杳无音讯，夏国美一度不知道这份耗费了他们心血的建议稿落在何处。她表示，不久前，国家修订相关艾滋病防治条例时，对这份意见稿“已有体现，尽管只是精神上的”。这让她颇感安慰。

　　此后，夏国美又在2007~2008年间介入了新型毒品与艾滋病感染的研究，并为吸毒者设立了专门的艾滋病讲堂。今年开始，她的课题又变成了“娱乐服务业女性的行为干预”，为此，她设计了一套健康教育的方法，选取了一些性工作者群体，进行试验。

　　试验前，她给两个群体发放了同样的调查问卷，收集了相关数据。然后，她对其中一个群体进行同伴教育，另一个群体则不加干涉。她分别在6个月、9个月之后进行两次考察，并在实地进行调查。

　　她兴奋地表示，如果这个方法成功，这将对性工作者这一群体的艾滋病预防工作产生重大意义。

　　她一直关注的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事业，也传来一些好消息。夏国美听说，上海的艾滋病患者最近自行成立了一个民间协会。这些艾滋病人，通过网络交流，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在这个封闭的群体里，他们“不戴墨镜，也不系口罩”，出示个人真实的姓名、职业，进行了正常的人际交流。并且，他们还邀请一些专家，购买指定药品，展开自救活动。

　　据说，夏国美刚知道这个消息时，高兴得手舞足蹈。不过，她事后同样清醒地承认，在中国，艾滋病人要“生活在阳光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下班的时候，这个中年女学者经常在地铁上遇到她访问过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她眼里，这些人和平常的朋友并没什么区别。她总是轻轻走上前去，笑着跟他们打招呼：“侬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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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吴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