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瑞霖：我国“三医联动改革”要转变思维

　　“三医联动改革”提的特别好，中国医改还在努力行进当中，如果没有让大家感到满意，根结就在于三医不联动。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特别注意从三中全会以后，我作为政策研究者，我个人认为时至今日，特别是这次科技成果法和国务院有关文件下达后，我们认为创新药的宏观政策基本到位。

　　我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一个国家创新药的发展有几个要素。

　　第一，国家支持，国家实实在在拿真金白银拉动医药创新，从“十一五”、“十二五”，国家促进医药创制，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委托我们做新药评估，我们支持的平台从技术研究到创新药，到大病种的防治，一共是1500多个项目。国家十年拿来140亿人民币直接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这项工作就是桑院士他们做的工作。就准确率来讲，起码“十一五”、“十二五”有16个1.1类创新药，就是国际水平的，国际认可的创新药。这十年我们取得的成绩是过去从49年到“十一五”总和加在一起，也不到它的一半。过去1.1除了青花素（音）找不到别的，我们的创新药都是最近研制的。国家支持是重要，美国根据NH每年300亿美金的支持，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第二，技术成果转化，我们去年研发机构的成果都是发论文，为了评教授、原始，美国有一个法案，这么多创新转化成产品，没法拉动社会的发展，没法造福于社会，就做了3个1/3，1/3政府免费支持，1/3给学校，1/3给转化团队，所以美国出现了硅谷，出现一匹资本运作型的科学家，硅谷那些小公司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国家给它这个钱。我们到今天，国务院上个月颁布的关于落实技术科技成果转化法的通知，比30年前的美国又走近了步，我们一半给研发团队，研发团队获益的一半给研究者，我们现在这个政策到位了。

　　第三，税收，对于创新药是高风险，一定要对税收实实在在的优惠，有折扣，有抵扣制度。去年我们中国已经发了，贝达也做了很多的的贡献，我们和贝达联合向财政部提出了建议。

　　第四，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没有人敢创新，但是我们现在也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专利法保护医药专利20年，实际上国际上对医药专利有特殊保护政策，像美国、欧盟，因为所有产品政府审批占时期限都比药品要短，就是日常用品，一个药品从实验室研发出来成果，就可以申请专利了，到最后上市，1.1类创新药在国内平均时间10到12年。国际上标准专利是10到20年，我们在中国一个专利，药监局审批过去太慢，现在正在改，我们审批的时候，5年之后还排在400，真拿到了专利没有了，我们知识产权专利制度和国际接轨，但是窗帘拉开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这个问题，美国国会通了一个法案，就是专利延长法案，由于政策审批导致你的专利无法实施，如果占用的时间低于14年，给你补足到14年，最长的保护期不超过5年。如果你真的6年审批了，已经到14年不保，如果占用你10年，就可以延长到你实质的14年，美国为什么那么多大药厂。我们要兼并重组，要培养国际大型药厂，为什么培养不起来，因为还没有培养起来，一群狼就过来了。貌似我们政策有了，但是实质性的政策不够。这是我们的政策欠缺。

　　第五，审批制度，其实我们现在谈的是加快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创新升级不只是指1.1类的创新药，包括高质量的仿制药，也就是填补空白。按行业来讲就是新的3.1类，国外上市，国内没有，临床没有的，这一块也是我们国家必须推动的。

　　作为国家政策，从美国到欧盟，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是保护创新，鼓励仿制，不保护创新没人来做，风险太高，都指望中国都吃创新药不大可能，我们几十年搞了十几个新药。

　　第六，药品使用政策，在中国使用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是医保，二是医院用药政策，现在还没有找到卫生部还要搞医院用药目录，这个药没进医药用药目录，临床也没法开。这个药还是归零。前提还有一个医保，没进医保没人买，这个效益不能最大化。

　　我们把美国作为参照系，不用崇拜它，但是我们借鉴它。美国是全球控制药品专利50%，为什么欧洲的公司像罗氏、诺华、阿斯利康、拜耳等等，他们都是欧洲的公司，第一个审批都在美国，因为美国包容性很强，你做一个药不花10亿、20亿美金不可能通过，我允许你用商业保险用高的价格获得利益，美国人一点都不傻，由于他们都到美国，就成了美国产品，在全世界卖的时候，全世界帮他买单，上税上到美国。美国人很聪明。

　　我们说一下国内“三医联动改革”，我们要转变思维，党中央、国务院政策越来越好，原来没有的政策这一两年都出来了，但是实施非常难。

　　首先我们思路要变化，最难的是创新药，创新药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快审批，为什么国家股息，我们关注的不是贝达市值100亿，我们关心的是老百姓用上一个好药，使得我们健康得到提升。当我们思考这个政策的时候，不应该想着这又是产业挣钱、着急，这种思想潜移默化，根深蒂固。

　　其次我们需要对中国医药有客观的评价。之前，我们到国外偷，那时候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你想买人家也不卖，人家卖咱们也没钱。我们只能是仿，照猫画虎。由于我们用的是老药，健康基本得到保障，缺医少药是正常的。

　　我在杨森讲座的时候，如果中美发生战争的，你说你是中国公司，要求得到保护，因为中国不允许外资药企，如果中美发生战争，你会支持我们吗？我们不能把宝压在你身上。 

　　我们现在一方面政策滞后，另一方面政策太超前，比如说药监局临床数据核查，这个事儿很对，但是没做正确，因为结局是一拥而上，现在一期临床机构无一幸免，都变成了造假或者不规范。报一个数字可以想像，我们现在报到药品审评中心1500多个报生产品种，化学药品的，除了200个是免临床的，1300多个，现在国内企业申报的85%撤回，是什么形象，怎么撤回，我们有一个报告。

　　主持人：

　　请您解释一下，这个事儿是好事儿，没做好是什么意思？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宋瑞霖：

　　明年后年我们批的药主要是外资企业，我们在这儿谈论怎么提高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我们批的药都是外资，因为新药临床等必须三年，我们要求所有的事儿达到美国标准，你是美国吗？现在我们吃的药都达到美国标准了吗？做一件正确的事儿，我们都希望孩子考上哈佛，起码上北大，但是不可能。这是一件正确的事儿，但是要分步骤。改革也不要操之过急，过急的结果，我们承接不了这个后果。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副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礼：

　　这个事儿应该说做的对，它是提倡一个求真务实，就是实事求是，到底这个药是什么评价，不许不严格，不许弄虚作假。但是这些医院做的有几种情况，一是公开造假，查出来以后坚决取掉，二是不规范，原来落了一个项目，后来补的，这个不行，不严格的要吸取教训，不一定都枪毙，要给出路，现在不给出路，而且要求自己自杀，自己拿枪自杀，所以医院都不愿意进药。最严格的时候落一项两项，都是难免的，属于不严格、不规范的也要自杀，这个要分类指导，真正缺陷的应该让它补齐，限期改正。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宋瑞霖：

　　医药创新，所有孩子都生不出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你有本事怀孕，没人给你接生了，你说是不是风险很大。现在医疗机构干脆拒绝做临床实验。就像丁总到新西兰，如果今后中国的创新最后临床都跑到国外，这是什么场景，我们国务院出台那些政策还有什么用？我们不要操之过急，临床数据和临床工作本身没有错，石院长、支教授都是做肿瘤，我们很多都是带瘤生存，你把瘤割掉了，人死了，你到底是让人活，还是为了剌一刀。

　　我们招标也是一些好事儿，想通过团购降低价格，但是它忘了到底是谁买药，医院是采购主体，结果官员说得我定，既不花钱，也不请客，不生产，也不使用，决定你们所有的命运。

　　我举了一个例子，证明我们这种招标再不改，还要坚持下去，中国医药创新也没什么出路。我们说有一个药是恒瑞制药生产的治肿瘤的，这个药在美国已经上市，美国定价70美元，中国定价200人民币，仿的赛诺菲的，赛诺菲专利快要到期了，他们三个季度卖了将近1亿美元，在广东招标的时候和国产的药放在一起，国内企业厮杀，这个品种变成25块钱，怎么可能呢？赛诺菲以2490元的价格中标，最后药厂没人买这个药，赛诺菲在广东市场从25到86%，后来96%，为什么我们药品价格在上涨，卫计委2014年对比2009年药品费用个人支付上涨了162%，老百姓为什么不满意？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关注价格，不关注费用。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三医不联动，医改不从后台，从一个简单的出纳变成费用者，我们医改也没有出路。我被医保部门请去做报告，中国的事情很奇怪，医保拿钱，不出面谈判，国家谈判由卫计委谈判，它对你这个价格能不能卖出去不负责，换我当董事长，我先得头戴三尺帽，还不知道下一步变成什么，能谈到最低吗？院长知道这个药拿了之后能够满足我自己，能够用什么样的价格进入。让买卖双方真正负责。如果这次谈判成功了，没人买，又没地方告。我不是唱负面的东西，我们实在是研究发现政策是孤岛，政策是碎片化的。

　　我们现在这么多好政策，只要把桥搭好，中国没有做不好的事儿。现在卫计委忙的事儿，社保部不接茬，把企业搞的半死，真正拿钱的时候没人用。

　　我们的部门相互之间掣肘，三医联动不仅仅是三个部门的联动，是三套体系必须联动。如果三套体系不联动，我画了一张图，它实际上是一个皮带下的三个传动轴，如果三个轮子有一个不转，飞快的转一个轮子，这个皮带要么断了，要么飞出去，它不可能让一个轮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