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激辩医患矛盾：恶性事件一个都不能有

　　“医生和患者的利益是共同一致的，我们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医患的本真状态是和谐，应共同抵制暴力！我们呼吁：采纳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理念，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加强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医疗需要基本的信任，医护需要基本的尊重；患者应了解医学的有限性，理解医生；医护应给予患者更多的人文关怀，体恤患者；社会各界应联合起来，坚决抵制医院暴力，共同构建健康、友好、和谐的医疗新环境！”

　　3月7日下午，在《医学界》传媒主办、步长制药协办的医患沟通和极端事件预防研讨会暨和谐医患关系新探索第一次会议上，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副院长王德辉宣读了上述倡议书。

　　在医患矛盾日益突出、恶性伤医事件频发的当下，能做些什么能够避免或者把伤害降到最低？来自政府、医院、媒体以及法律界的专家共聚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为缓和医患矛盾、减少医患冲突献言献策。

　　医院暴力上升？院长：恶性事件一个都不能有

　　关于近年来医院暴力发生率的变化，《医学界》总编辑陈奇锐引用了官方公布的一个数据，2013年门诊量73亿次，有1.9亿次出院人数，医患纠纷7万例，发生率十万分之一都不到。从数据来看纠纷发生率还是很低的，但与会的大部分专家并不认同。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副院长王德辉表示，尽管从统计上十万分之一的纠纷发生率不多，但暴力事件尤其是恶劣的伤医事件却在增多，伴随着社交媒体的高度发达，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令医务人员寒心。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副院长谭军对此表示赞同，在他看来，现有的医院工作环境实际上非常糟糕，发生医院的暴力行为与医院救死扶伤、维护人民健康的使命和职责是格格不入的。而另一个特点也令他忧心，10年前当患者遇到医患纠纷，更多的选择了投诉；而10年后，更多的患者却走向了暴力，这种矛盾的集聚明显感觉有上升的趋势，而文明社会显然不能容忍如此显而易见的医暴恶性事件存在。

　　不仅如此，与会的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表示，医患纠纷或的统计数据是由医院上报的，和实际发生的数量还存在不小的偏差，不少医患纠纷甚至医院暴力最后是采取的是私下解决的方式。

　　专家详解耳鼻喉科为何高危

　　回顾近年来发生的恶性伤医、杀医案件，最近十年被披露的医生被杀事件30起中，有3起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占了10%，而耳鼻喉科的医患纠纷却只占纠纷总数的5%，为何耳鼻喉成为了伤医、杀医的高发之地？

　　复旦大学眼耳鼻喉医院副院长王德辉认为：耳鼻喉科成为高危科室与疾病构成有一定关系，许许多多的抑郁症、心理性疾病往往会在躯体有一定表现，尤其是面中部表现更为明显，许多精神疾病患者非常容易出现鼻子不舒服的主观感受，给医生的诊断带来误导。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王德辉建议，一定要仔细查看或询问患者的病史和就诊经历，不符合手术适应症的一定不能贸然做手术，不然后患无穷。

　　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张海音则表示，反复检查无器质性病变的，应该考虑其病痛是否为精神方面问题引起的，面对这类患者应重视起来，对于其挑衅行为不能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回应，应尽量避免冲突升级。

　　如何应对极端事件？律师：需要有医生站出来

　　常年从事一线医务工作的谭军副院长及王德辉副院表示，对于医院来说，最为实际的就是加强安保工作。以复旦眼耳鼻喉医院为例，目前，每层楼至少已配备一个保安，未来人手充足时仍将继续增加，同时，在诊室安装隐蔽式呼救按钮，一旦出现恶性事件，确保医生在几秒钟之内即可通知安保人员；而东方医院则招聘了8名退伍特警，针对容易发生纠纷的重点区域进行严密布控。

　　然而在遭遇恶性伤医事件后，如何维护医生的合法权益，一直是广大医生群体无法言喻的痛。薄弱的事后赔偿、抚慰及肇事者的“宽大”处理，让医生的背影在惨案处理中显得格外单薄。

　　对于受到不法侵害的医生。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孙蓉强烈建议：医生必须站出来坚决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即使面对各种出警的不作为，行政上的不处理，也必须持之以恒的维权及起诉。在她看来，如果医生自身不维权，不会有人主动 站出来为医生维权，而落后的体制更需要一批先行者站出来，用看似螳臂当车的维权行动一步步刺激体制的改善。

　　以医患纠纷为例，近年来医患纠纷诉讼案件直线上升，患者一方在运用法律武器维权方面已经非常熟练，而医生则更多的寒心于警方的不作为、院方的息事宁人、行政部门的无力，主动放弃了搏斗的勇气，独自哀伤。

　　她建议：“遇到暴力伤害第一时间一定要报警！不要认为反正报警了警察的出警率也不高，即使警察来了也是调解，事实上报警是立案的前提，警察不出警或出警了不制止，我们可以起诉警方行政不作为，我们的人身遭到损害要起诉施暴者追究其刑事和民事责任。只有不断地刺激这个不健全的体制，体制才能恢复健康，切实保障医务工作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