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号几乎被号贩子垄断 一个号能卖到几千块

　　古人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可见良医在古代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可如今情况是，专家为病人辛苦看病，报酬却被号贩子赚走大半。更有甚者，号贩子可以从倒卖某一个专家的号中，一天挣到4000元。难怪不少京城名医感慨，医生们简直沦为“给号贩子打工的”了。这种扭曲现状是如何形成的？《生命时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一个专家号，至少卖300元

　　北京是全国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几座城市之一，记者在连续暗访了北京的4家三甲医院后发现，每家医院都有不少号贩子“招徕生意”，且无论晨昏都在。

　　6月19日下午4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临近挂号结束时间，保安已经开始清理在挂号大厅内游荡的人。记者走出大厅，随即便有号贩子上前询问是否要专家号。他不仅掏出一张医院专家表，询问患者病情后，还“专业”地推荐起医生来：“挂这个专家就行，加400块，明天就能看！”记者表示想要神经外科凌锋教授的号，男子迟疑了一下说：“有，但这个贵，3000块全包。”记者表示价格难以接受，号贩子却说：“去年2000块就可以，但今年专家出诊量少了，医院管理严了，价格肯定要涨，我们也没办法。而且现在我们都不好保证能不能挂上，你预约根本约不到，排多少天也没戏。贵有贵的道理，不蒙你。”

　　6月19日晚8点，空军总医院。

　　一到挂号处，号贩子就跑来跟记者搭讪。记者表示想挂最火的皮肤科蔡瑞康教授的号。男子称，他的号要卖2000元，最低也要1800元。记者抱怨价格太贵，想自己排队。男子随即一指旁边黑暗中的几名妇女，说：“你根本挂不到，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排上队了。蔡瑞康每天只有三四个号，前边排队的人都可能买不着。”记者发现，这几名妇女面前都放了一个凉席，凉席上有枕头。男子还告诉记者，不管是多少钱的号，他个人只从中赚200元，其他的“利润”需上交“老板”，分给团伙中的其他人。

　　6月19日晚11点左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记者刚到达医院紧锁的挂号大厅外，便有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迎了上来。与之前在北京宣武医院的经历一样，号贩子热情地向记者询问要什么号，并表示，只要先告知身份证号和姓名，再加300元钱，第二天早上8点多来，就能从他手中拿到当天上午的专家号。临走前，号贩子还顺手撕下了一张写着电话的纸条递给记者，“以后挂号就找我，我一直在这儿。”

　　6月20日上午8点左右，北京协和医院东区。

　　“专家号要吗？”号贩子上前直接询问。记者表示想要上午某位已显示挂完的专家号，该男子打了一个电话后表示，500元，没问题。他还拍着胸脯保证，现在实名制挂号也不怕，“我都在这儿干了10年了，骗不了你。”就在记者犹豫时，一个从山东赶来的患者与号贩子交涉后，用500元买走了一张上午的皮肤科专家号。其中，200元特需门诊费，另外300元是给号贩子的“挂号费”。

　　九成专家号被号贩子垄断

　　与记者调查相呼应的是，6月11日上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教授在普通门诊看了10个初诊号，4个电话预约的病人是从号贩子手里买的号，原本14元的挂号费被卖到800元。“再加上其他方式的，号贩子从我身上一天就挣了4000元。”尹佳不禁感慨。

　　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郑法雷教授的病人也常被号贩子敲诈。某次，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外地病人一进诊室就说：“您的号太难挂了，我花了1500元呢。”原来，这个病人急着看完病回家，又因为穿得体面，善于观察的号贩子愣是从他那儿赚了一大笔。

　　据介绍，越是外地病人多的医院，号贩子越猖獗。很多病人表示，要是挂不上号，得在北京住好几天，食宿费不是小数，所以从号贩子手里买高价号可能还是“合算”的，反正都不能报销。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杨文英教授告诉记者，他们医院由于病人多是本地人，所以号贩子不是很猖獗。比如杨文英主任的号14元，顶多被炒到300元。而外地患者居多的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专家号的价格多在500—1500元。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是全国知名的专科，聚集了四面八方来的眼疾患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他们科对外挂的号80%—90%都被号贩子垄断了。一个专家每天对外的20个号中，十七八个都来自号贩子。一个号卖上千，收入可谓暴利。特别是推行网络预约和电话预约以后，号贩子更有空子可钻。

　　号贩子会雇人打电话，先把大部分号都占上，等找到买家后，立即取消并重新预约。针对网络预约，他们则利用网络技术，天天在网上刷，普通患者上不去，他们就能先用自己的身份证约上了。“因为这样麻烦些，所以价格会更贵。一般的专家号也要300—600元。”而这显然比自己预约排到两三个月以后要方便多了。

　　“一天下来，我们门诊要看四五十个病人，忙得没时间喝水上厕所。专家号14元，医生每个提成5元，一天总共挣二三百，还没号贩子倒卖一个号挣的钱多呢。”该专家说。

　　“号贩子是抓不完的”

　　为了遏止挂号“黄牛”，很多大医院也想了各种办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是全国著名的辅助生殖专科。在这里，号贩子几乎没有空子可钻。因为这里初诊挂号必须是患者本人持身份证挂号，如果是复诊预约，也需要患者本人挂，或者是患者的伴侣持身份证和结婚证代挂。由于执行得严格，号贩子没什么机会下手。

　　北京妇产医院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记者联系到一个号贩子李某，但她无奈地说，现在连他们也挂不到号了。“我已经一年多没挂上过产科的号了，晚上去排队都挂不上。而且好像听说，现在必须患者本人拿着身份证直接去预约。你如果要挂只能再想办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金昌晓副院长告诉记者，为了维护就诊秩序、杜绝号贩子，医院下了大力气抓。窗口挂号实名制，须持身份证，并且每天有民警、保安在院里巡视，发现号贩子就严惩不贷。但他也承认，由于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还是有号贩子铤而走险。特别是大部分科室60%的对外挂号是在网络和电话预约平台，让一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那些花高价买号的患者，本身就被病痛折磨，如果医生拒绝给他们看病，会对他们形成‘二次伤害’，因此即便发现了，我们还是会给他们看病。”

　　郑法雷教授更是尖锐地指出，在现有的体制下，动用多少警察，号贩子也是杜绝不了的。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医学专家是社会的稀缺资源，“黄牛”炒高的专家号价格本身就反映了医疗服务的市场价格。如果这个价格不能体现在医生诊疗费上，也会以其他形式转嫁到患者身上。“要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的问题，一是要大幅提高医生的诊疗技术费，让医生的劳动价值得到真正体现，同时把药费、检查费降下来，即‘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二是政府部门应该推动基层医院的建设，让社区医生把好初诊病人这一关，让大医院的专家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疑难病例上。”

　　郑法雷教授说，他就曾碰到一个福建患者，明明没病，却被当地医院扣上了“肾病”的帽子。他被吓怕了，于是跑来北京就诊。为了这个“莫须有的病”，他花800元从号贩子手里买号，再加上交通，几千块就砸了进去。“基层医院的医生要是稍微认真一点，就不会有这么多小病甚至没病的人往大医院跑。我们每天看的病人仅有不到1/3是复杂病症，其他都是一般医生就能解决的。所有病人都拥到大医院来，号贩子不就看到‘商机’了吗？”

（责任编辑：余渭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