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剑峰：中国人应对新闻发言人更宽容

　　此次论坛上，白剑峰说，在中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人可以容忍很多应该说话但不说话的官员，却不能容忍一个出错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一旦出错，被追究责任的不是失职的企业和单位，而是新闻发言人，甚至部分新闻发言人的私生活都会被人肉，新闻发言人成了一种稀缺和高危职业。

　　非典结束后，国新办曾启动了全国第一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来自66个部委和地方的100多位官员接受了为期5天的培训，领导讲方针政策；专家讲新闻传播理论和策略；资深记者白岩松、敬一丹等还有国外媒体从业者讲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之间如何互动；资深发言人，如孔泉和刘建超等传授经验；最后是模拟演练，由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回答，专家点评。精挑细选的学员加之强大的师资，被称为新闻发布的国家队。

（图为白剑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破冰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流于平淡，“黄埔一期”的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中仍然坚守岗位的仅有11人，而且仅有的11人中，绝大部分属于“冷衙门”，开新闻发布会的机会也是寥寥无几。

　　还有媒体统计，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不发言，还有的发言很少，但依然加官进爵。

　　分析“黄埔一期”的仕途轨迹，白剑峰指出，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被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甚至出现了“不说话的升职，说话的丢饭碗”的奇葩现象。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对此现象，白剑锋表示，新闻发言人的本质是一种信息沟通制度，而不是仅仅是设立一个新闻发言人。可惜的是，我国的新闻发言人更多的不是一种发言制度，而是救火员。一旦供职部门发生危机事件，新闻发言人就被推上前台堵抢眼，成为危机事件的牺牲品。在温州动车事故后，冒出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等名言金句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遭到举国上下舆论围攻，甚至被人肉，最终黯然离职，至今仍在波兰“休养学习”。作为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培训出来的能力最强的“黄埔一期”，在没有任何后援，得不到清晰指示，对事件完全不了解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就这样栽在了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然而在中国，新闻发言人所面临的风险远不止“堵枪眼”。一旦祸从口出，公众很容易将矛头对准新闻发言人个人，而不是其供职的单位，或者那些不说话的沉默的官员，以至于部分新闻发言人的私生活亦被公众人肉曝光。诸多新闻发言人的下场一再说明，中国社会距离建立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很遥远。对于新闻发言人，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都应当对新闻发言人更加宽容，将更多注意力转向事件本身，而不是将新闻发言人变成了新闻。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更多充当的是部门、企业及领导的“人肉盾牌”，而非信息发布渠道，回答的好受表扬，回答的不好则面临严厉的惩罚，甚至丢掉饭碗。来自上级、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导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对事实的披露，和媒体的沟通，与国际水准相差甚远。只有部门领导和公众对新闻发言人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建立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使得新闻发言人免受“舆论暴力”的伤害，才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而业务素质较高的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窘态百出，其背后支持团队的缺乏，领导催促下的仓促上阵难辞其咎。

　　以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为例，看似一人的独自战斗，背后却有着多大80人的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从舆情监控、回答撰写，到临场应变，都有来自公关、法律、政策多方面的专家队伍提供支持。新闻发言人职能明确，底气十足，成为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对外发声的重要窗口，而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成为一项常设制度，很好的充当了与社会沟通的窗口，成为企业危机应对和公关宣传的头号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