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补偿更重要的是组织再造

　　针对东欧前社会主义国企的低效率，大名鼎鼎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了一个概念——预算软约束，意指社会主义国企一旦面临亏损或倒闭的情况，其政府一般都会通过追加投资、减税或其他救助形式，以避免其不被市场淘汰，长此以往，国企的经营者也会对于救助行为充满预期，从而忽视自身经营的低效和风险。就社会主义政企之间父爱主义的关系而言，这个概念确实是一种精辟的概括。

　　在中国国企改革初期，科尔奈所提及的预算软约束现象也比比皆是，政府部门通过预算内的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和财政供给的方式为大量低效的国企输血，结果产生的是触目惊心的浪费。有鉴于是，政府部门改弦易辙，出台“拨改贷”新政，不料最后却让银行成为国企经营的钱袋子，让银行堕入国企的彀中。由此，预算软约束如同癌症一样开始扩散弥漫，从国企一直浸润到金融行业，直至2003年，政府部门动用巨额的外汇储备为巨额亏损的银行业埋单，中央政府期冀通过这种花钱买机制的方式来换取银行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竞争力的提升。事实上，这种救助虽然成果斐然，但也饱受争议，因为外汇储备式的救助需要发行等量的人民币，这无形中就等于是通过摊薄13亿民众资产，让13亿民众为银行业既往的亏损埋单。

　　其实，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的政企之间，它也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的政事之间。虽然不如国企那样时时接受政府部门直接的财政投入和补贴，但是软税收、软银行信贷和软商业信用的手段足够众多的事业单位活得如鱼得水。更重要的是，虽然不给钱，但是却给政策，结果诸如医疗、教育之类的事业单位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在伪市场化和财政救济之间上下其手，而其法人也对政府部门的信用拖底充满预期，大上形象工程，造成资金的浪费与不经济，更为可怕的是，由于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整个事业单位多处于一种内部人控制状态，结果成为内部人攫取利益的老鼠仓。

　　因此，诸如公立医院这样众多事业单位改革的出路首先在于重新订立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契约关系，让众多的事业单位拥有独立化的治理结构和法律人格，唯有如此，预算软约束的沉疴才有可能得到控制与根治，这也是结束公立医院治乱循环、改变微观运营扭曲的关键措施。

　　当然，这项改革的完成必然也伴随着历史旧账的清理，比如公立医院改革就面临着如何补偿的历史问题，众多医院管理者拉出一条诸如设备购买、人才培养、重点学科发展、离退休人员工资等一条长长的清单，其架势大有像银行业改革那样学习看齐。其实，清理旧账的代价无须如此高昂，需要澄清的是改革的方式与路径，厘清政策性亏损与非政策性亏损，而前者的典型体现就是对于医务人员人力资本的价格管制。

　　因此，取消这种管制当属必然，而其所带来的物价冲击应该通过医保支付方式的转变予以消化，无须财政的再度投入;非政策性的亏损则应该通过公立医院内部财务管理的完善进行自我消化。至于设备购买、人才培养项目之类的资金纯属医院自我运行所需的开销，在政事分开后的格局中，这纯粹属于公立医院从市场运营中独立自主解决的问题。如此一来，政府部门需要补偿的历史旧账主要就是公立医院离退休人员的工资，这是政府部门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实习编辑：潘信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