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专家称放开二胎后50%会生 计划生育不可动摇

　　有关二胎是否放开的讨论，每年都会有，但最后都被认为是“虚惊”一场。理想与现实间，尚存距离。

　　前阵有15名学者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呼吁放开二胎政策，尽管舆情关切，但国家人口计生委并未松口。计生政策实行逾30年，中国亦深为老龄化社会之痛，这个泱泱大国人口政策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拐点到了吗？

　　7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我国仍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这个根本不动摇”，“切实把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首要任务抓紧抓好”。王侠的观点，被解读为，咬定青山不放松。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坚持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首要任务，也是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和前提。”这位女部长如是说。

　　此前的4月10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我国“十二五”期间将稳定低生育水平，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这表明我国人口计生政策在5年内不会放宽，将会以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为主，适调、微调为辅。

　　与此相映照的是，早在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30多年过去了，兑现承诺的时间节点到了，转型点到了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的另一身份，是中国人口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该学会的会长，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任主任张维庆。

　　作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学术带头人，翟振武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与使该政策完善并不相悖，“第一，我觉得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永远是一个样子的；第二，将来即使放开二胎，也叫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对第三胎也会有管理，所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和这个政策的完善、调整不矛盾，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仍然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但我们的‘双独’不是都逐步放开了吗？生育二胎的间隔不是逐步都取消了吗？这也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不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了，这个过程就是一种逐渐完善的过程，二者并不对立。”

　　2004年的“十一五规划”前，国家启动战略人口发展研究，300余位专家耗时两年完成的报告直接导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份“决定”措辞更为严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

　　而在学界，气氛要活跃得多。此前一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上，人口学者们明确地表达了更希望“调整”的呼声。人口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建言，中国应尽快调整现行一胎政策，从2012年开始，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逐步降低生育二胎的年龄限制，2015年全部放开二胎。

　　也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坦言，计划生育政策预期的改革将是更加“以人为本”，大家现在不必焦虑生几个的限额，“一定会改革的”，蔡昉说。

　　让“单独”家庭(即夫妻双方有一个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位人口学泰斗在此间透露，现在各方面正在呼吁的是“单独”生二胎，“我觉得很快会实现”。但是具体的时间表，蔡昉表示，“还没有。”

　　蔡昉的说法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两句话：一是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但是计划生育不等于独生子女；第二句话叫，逐步完善政策。机制要完善，转向利益诱导等，其中应该包括调整生育政策。而相关部门在完善调整的时候，也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取信于民，“30年前我们说过，以后条件变了政策也会变，这是以人为本的表现”；其次，这也是另一个深层次的以人为本，“过去说家庭生育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有社会效益，所以国家引导，现在是国家的形势变了，因此生育多少越来越变成家庭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把生育权利还给老百姓”。

　　此前一些声音早就表明了部分学界权威的“转向”。2009年12月，学界“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也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田雪原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二胎”能解决什么问题？

　　新加坡政府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他的《出生率下降为发达国家敲响警钟》一文中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人口是新加坡的两个最大隐忧。

　　在中国，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也因之改变。早在1997年国家计生委所作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城市和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分别降至1.56和1. 8。

　　不少专家早就指出，中国的人口政策发展到今日已到一个转型关口。人口专家的注意力几乎不约而同地放在了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个议题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素质下降等问题，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困扰中国。

　　一个担忧则来自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明显加快的趋势。据国家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今年4月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中国老年人口将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十二五”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800万以上，总量将突破2亿。

　　从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早已经走上老龄化的快车道。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1.78亿人，占比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据国际通用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已经处于老龄化社会。

　　以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为例，上海自1979年起，即迈入了老龄化城市行列。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年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

　　但在学者翟振武看来，“假定放开了二胎政策，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只可以缓解一些老龄化的过程和速度，所以，靠多生孩子来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我觉得起的作用不大。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策还是要建立完善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这是根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的同时也进入少子化阶段。据“六普”数据，目前中国0岁至14岁人口仅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而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岁至14岁人口占比15%至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少子化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

　　另一个担忧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平均有117个男婴)，远远高于103—107的正常值。“这说明人口群体在性别比例上失去了调整的空间，按照婚龄差距在5岁之间测算，中国婚姻市场将有2000万—3 000万男性面临婚姻压力，这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曾不无忧虑地提醒记者。

　　对于靠放开二胎政策解决出生性别比的问题，翟振武则认为，那同样是杯水车薪，“放开二胎，会使得出生性别比有一定的缓解，但靠放开二胎去解决出生性别比的问题，这也是期望太高了，它的影响有限，把这作为解决性别比的根本之策，它承担不了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