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安乐死"更应关注经济困难"不得不死"的问题

　　近日报道了一个“安乐死”的案件：重庆开县有位长期瘫痪在床又不想拖累家人的曾婆婆，年近八旬只求一死了之。隔壁76岁的宋某深表同情，并依她多次的请求助其购买了毒药;曾婆婆服毒后被家人送医院但抢救无效身亡;宋某被控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开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宋某表示不上诉。

　　“安乐死”是否道德、应否合法化，是个有关生命伦理和家庭伦理而困扰世人的大问题，我这种家有高龄病衰长辈的人想回避思考都无可能。我看南都网上这条新闻的跟帖评论，多数是赞成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其观点以这一条最有代表性：“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安乐死是对生命的尊重还是亵渎，但我个人还是赞成安乐死的。”

　　其实，“安乐死”虽说是个古今中外都存在的问题，发生的背景和处理模式却是大不相同的。有部获2004年奥斯卡金像奖多项提名的西片《深海长眠》探讨了“安乐死”议题。它根据西班牙人雷蒙-桑佩德罗的真实故事改编，雷蒙为了争取结束自己生命的庄严权利而斗争了三十年。轮船机械师雷蒙意外损伤了颈部，高位截瘫长期卧病在床，生活完全依靠四个家人照顾，他坚持认为最爱他的人应该帮助他去结束生命，而单身母亲罗萨违心地帮助他服下毒药，正是出于对他的挚爱。显然，编导并不认为罗萨有罪。

　　在中国古代，孔夫子早就表明他的人生愿景是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我们知道愿望正是基于相反的现实，否则就用不着发这个大愿了。孔子还说过：“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即说轻点，老而不死就像人成年了无所作为一样是吃白饭;说严重点，就像毛泽东将“浪费”说成“是极大的犯罪”，老了不事生产却耗费物力人力就像盗贼一样不道德。这也是本文开头曾婆婆讲的不愿拖累后人的意思。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代，许多民族有过听任甚至逼迫老人死亡的习俗。日本影片《楢山节考》就是讲，明治维新前日本山村遗弃年满70岁老人的野蛮风俗。正因为生存资源贫乏，老有所养不易，孟子才在他的仁政理想国中特别提到老人赡养问题。

　　考诸当下的中国，既有《深海长眠》中提出的纯粹的精神生活和生命权自主问题，也有类似《楢山节考》那种生存维艰而不得不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讨论安乐死问题，决不能忽视它的中国当下背景。

　　据我所知，现在年高罹病的老人中，有两种相反的现象同时存在：一种是不得不活，为别人痛苦地或无知觉地活着;一种是不得不死，家人已受严重拖累或害怕家人被拖累。

　　关于前一种情况。比如，巴金老人在逝世前几年，尚清醒时曾多次表示，自己靠那么多管子维持的生命，已毫无意义，希望能早日拔管让他解脱。这种愿望其实很好理解，了无生趣，就会觉得花钱维持自己的生命于人于己都是荒谬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低的人，不仅受病痛之苦，还可能要看人脸色，很容易觉得自己失去了活着的尊严，正庄子所谓“寿则多辱”，但求速死。做子女的自然也有不同的心思。如果老人治病用的是国家的“无限额支票”，甚至护工也是公家请的，老人多活一天就多一天人脉呢，对子女只有益无损。如我在一篇小学生来信读到的，他舅舅舅妈都下岗了，就靠他姥爷两三千元的月退休金过日子呢，生怕病恹恹的姥爷死去了。这样的老人就得为了别人硬撑着。

　　后一种不得不死的情况更多。我的大姐、大姐夫都是70多岁了，还在风里雨里种田;我的二姐、二姐夫60多岁了，还要种10多亩棉田和稻田。小病都挺着，我不敢想像他们若有大病怎么办，若卧病在床会是什么后果。我只知道，有个“三农”学者做过一项调查，现在很多农村老人一旦生病，就会喝农药自杀，以致成了乡里见怪不怪的习俗。我老家村里就是这样，以致我的84岁老母亲也说她天天打针“活得不愿了”，让我们给她农药算了。而重庆青年为母亲筹医药费在广州劫持女人质的事，是大家早已知道的例子。我们关注青年工人的自杀问题，可曾想过有更大比例的老人自杀?

　　综上所述，讨论安乐死问题，除了普天下皆同的生命权和伦理原则，不能忽略当下中国的特色和背景。这就是，医疗资源分配差距巨大，有人享有公费无限额开支特权，有人连最基本的医保也不能兑现。有人不仅可养老还可养少，有人至死方休。因外出打工、计划生育等因素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机制已不复存在，而国家与社会的养老机制则形成缓慢。我们要关注“不得不活”的问题，更应关注经济困难和医疗条件缺乏而“不得不死”的问题。

　　曾婆婆是什么身份，是否城里的有养老金的退休干部或工人而寄住在乡村二儿子家，报道没有说。是她的儿子媳妇起诉宋某，还是公诉，也不得而知。我只清楚，曾婆婆是摔跤而不是中风瘫痪，她请人买毒药且拒绝医生抢救，表明神志清醒。我很想弄清她的不愿拖累子女的细致缘由。我觉得她与影片中雷蒙的想法肯定有不同。

（实习编辑：陈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