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行模式：更具现实意义的全国范本？

　　闵行模式获高层批示将在全国推广的消息不胫而走。据知情人士透露，“上海世博会后，医改领导小组将赴上海考察闵行模式”。

　　闵行模式的出现与商业贿赂有很密切的关系。曾经因为涉及药品回款回扣不正当行为，闵行区多个医院院长落马，闵行区委因此要求区卫生部门尽快改革，在两任区委书记的坚持下，闵行区改革了过去的医疗机构采购制度。

　　实施至今，业内对闵行模式褒贬不一。有业内人士认为，尽管闵行模式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但相比于正在酝酿中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来说，闵行模式对于解决价格控制、支付结算、供应体系这三大问题更具实际意义。

　　二次议价惹争议

　　“在上海市已公布的中标价格上，通过与医院谈判，再返一部分利给医院。这种二次议价的方式让生产企业很受伤。”上海海虹今辰药业市场总监杨昌顺告诉《医药经济报》记者。

　　在业界人士看来，二次议价的过程正是闵行模式的核心所在。全区公立医院联合起来，在上海市公布的中标成交品种目录范围内集中进行遴选，实行“一药一品一规一配送”，公立医疗机构直接与供应商达成买卖合同，并向供应商提供单一来源承诺，而供应商则要对医院实行批量作价，在全市统一中标价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折扣。通过进一步压缩生产企业的价格空间，二次议价使得政府采购价格有所降低。

　　“从某种程度而言，医院与企业通过协商实现了制衡，但这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广东长昊药业董事长马乐新如是评价说。

　　而二次议价对生产企业的倒逼，影响也不能小视。“小企业肯定是抵制的。对大企业而言，这是促使生产集中的过程。”行业资深专家王宏志认为。

　　在部分生产企业看来，二次议价损害了生产企业的利益，而且其操作与国家7号文件的精神相违背。争议由此产生。来自上海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医院院长认为：“闵行模式就是政府变相向企业收钱，交得起钱的企业能够将药卖到医院，交不起的就被迫退出，因此，很多便宜的药品就无法进入闵行区的公立医院。”

　　而王宏志发现，在目前已出台的地方医改方案中，不少地方是允许在政府采购的基础上进行二次议价的。在他看来，公立医院改革主要是补偿方式改革，二次议价是提高补偿效率。

　　“药品补偿为零，不如提高补偿效率，二次议价可能成为发展趋势。”王宏志说。

　　而杨昌顺显然不希望看到这一情景发生。他说：“二次议价等于将现在的区域继续分割细化，将大大加重企业的负担。改革应该是政府加大投入，而不是转嫁到生产企业。”

　　对于企业争议二次议价，中国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李宪法则认为企业现在混淆了一个基本概念。他指出：“很多地方认为中标价等于结算价，省里公布了一个中标价，各地必须无条件贯彻落实，如果现在的购买不是中标价，那就不合法。实际上，这是对集中采购的误读。按照国内外通行的作法，中标价和结算价是价格形成的两个过程。现在我们可以以省为单位，根据医保和新农合的支付能力去做零售价，由政府来确定这个支付价格，可是最终的结算价必须依据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在采购过程当中形成。”

　　某大型医药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二次议价在上海的确颇有争议，也让闵行模式蛰伏了很久。不过，模式创新总是要突破一些政策窠臼的。”

　　现代物流的空间

　　众所周知，公立医院改革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补偿失去的药品加成收入。从目前情况看，完全补偿公立医院损失的难度比较大。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对补偿机制这样认为：“国家对医疗卫生投入的资金的增速已经超过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但是公立医院改革不能是缺多少补多少，真正的改革就应该改革公立医院的机制。”

　　面对补偿的难题，闵行模式在建立了现代物流制度之后，获得了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其物流为公立医院带来了新利润。

　　李宪法告诉本报记者：“企业有三个利润，物流是企业的第三利润源泉，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公立医院的物流为什么不能也形成一个新的利润来源呢?实际上，现在公立医院的采购渠道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这个渠道本身的价值完全可以带来收益，去补偿由于取消药品加成给医院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损失。”

　　李宪法对此举例表示，假设以前财政只能给公立医院500亿元的拨款，而如果建立现代物流可以为这笔拨款节省300亿元，那由此可见采购这一环节本身具有极大的成本压缩空间。

　　据调查，2008年，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加成收入加起来不到600亿元，其中60%用到医院内部采购供应系统的消耗上，也就是常说的供应链成本。甚至在一些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全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加成的75%都消耗在内部采购供应系统上，而从药品加成拿出来弥补医疗服务亏损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供应链管理受赞誉

　　在闵行模式中，最被广为推崇的是其供应链管理。“闵行在供应链优化方面应该说也是刚刚起步，目前是做到对医院实行自动补货。”有业内人士指出。

　　供应链管理正在成为医药领域的新宠。其目标是在满足客户需要的前提下，对整个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管理，把物流与库存成本降到最小。对医药行业而言，供应链管理重点就在于改造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在医院和药品供应企业之间形成供应链。医院利用条形码技术管理药品的入库和出库;药品供应企业利用医院信息系统导出的药品库存数据，对医院实行自动补货，努力达到医院零库存，不断减少在途库存。

　　“供应链优化管理也是提高补偿效率的方式之一。”王宏志表示。

　　而包括闵行模式在内的供应链改革，都面临着共同的难题——至今物流标准还未统一，包括药品条码和药品计算机编码等，这对医院和药品供应企业之间的对接造成了极大障碍。公立医院的内部药品物流管理都是手工操作，用条形码的不多。闵行区的处方药中有30%～40%仍没有条形码。此外，现在闵行区的医院让出库存的控制权，库存不再属于医院而属于上游企业，实现真正的零库存也存在一定的政策难度。

　　据负责闵行区70%配送量的某国内大企业上海公司的老总表示：“医院让出库存控制权后，所有的库存都是医院的在途库存，这是国际上通行的作法，现在只能转为铺底库存，所有权给医院，但管理权属于企业。”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将信息流和物流综合起来的第三方平台的角色究竟由谁来扮演?

　　在国外，全球医药交易中心(GHX)模式较为主流，即由主流商业企业联合建立交易平台，为供应商和医疗机构提供交易服务。通过降低医药供应链各个参与者的采购成本，提高效率，主要为医疗流通领域(供应链)的买卖双方提供公开的中介电子交易、电子支付、存货管理、需求计划管理、利用率顺从性分析等多种专业服务。

　　“这种由几大核心供应商一起构建平台的模式在中国很难效仿，因为相互间缺乏信任和合作。”有专家指出。

（实习编辑：马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