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时美施贵宝的梦想：向生物制药战略转型

　　近两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BMS的大部分竞争对手正扬起并购的大旗，或合并或吞并了不少同业。全球医药巨头正向全球医药寡头转变，而且在公司业务结构上，寡头们仍是综合性大公司，涵盖了处方药、OTC、健康食品等领域，但BMS却与众不同，相继剥离了非药品业务，并在企业战略上逐渐往生物制药公司转型。

　　医药行业资深从业人士习惯把大冢制药、上海施贵宝、无锡华瑞、西安杨森、苏州胶囊统称为“老五家”，因为这是中国最早的5家合资制药企业，而中美上海施贵宝(SASS)则是中国的第二家合资药企。

　　事实上，从1978年入华的最早接触、1982年与上海有关方面的正式签约，到1985年的工厂正式投产，中美上海施贵宝完成了在中国建立首家中美合资企业的历史性创举。在中国的医药营销界，上海施贵宝还创下了处方药学术推广模式和非处方药物营销模式两个第一的样本。

　　如今，上海施贵宝已经是全球排名前10位的制药公司百时美施贵宝(BMS)在中国3个法人单位中的重要一员，其余两个法人单位分别为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百时美施贵宝(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市场是BMS全球市场中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同时，中国正日益向世界主要的药品研发基地靠近。这直接促成了BMS全球执行副总裁、首席科学官、研发总裁艾思嘉(ElliottSigal)博士3月下旬的第二次访华之旅，且以谦逊中隐藏着自豪的姿态与媒体分享了BMS的新药研发经验和企业战略转型之路。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两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BMS的大部分竞争对手正扬起并购的大旗，或合并或吞并了不少同业。全球医药巨头正向全球医药寡头转变，而且在公司业务结构上，寡头们仍是综合性大公司，涵盖了处方药、OTC、健康食品等领域，但BMS却与众不同，相继剥离了非药品业务，并在企业战略上逐渐往生物制药公司转型。

　　上海施贵宝的N个第一

　　美国施贵宝公司与中国的渊源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当年由周恩来组建、领导的地下商业组织——广大华行就曾总经销美国施贵宝生产的药品。当时，施贵宝在上海设有办事处，美国生产的药品曾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新四军的前沿阵地。

　　1978年，当中国对外开放的春风吹到大洋彼岸，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施贵宝公司闻风而动，毅然作出了一个不失为历史性的决策。是年即由时任施贵宝国际部总裁的丹尼斯·菲尔以国际知名人士身份率团访华，来到北京，很快就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的接见。双方讨论了施贵宝有意赠建周恩来医院和合资建立制药企业等事宜。这次会见后，决定由当时的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就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继续与施贵宝进行深入洽谈。

　　次年4月，时任国家医药总局副局长的关舟带领中方考察团赴美，到施贵宝公司实地考察，进一步商讨建立合资企业事宜。其间，中美双方签署了合资经营备忘录，确定在中国择地建设一个能生产无菌粉针、片剂、霜剂、栓剂等多种剂型、体现国际制药先进水准的综合性制药企业。

　　1980年7月，国家医药总局1980年国药外字452号文正式批准定点在上海建立与施贵宝公司合资的制药企业;上海市计委1980年基字13号文同意由当时的上海市医药工业公司和美国施贵宝公司作为合资伙伴合资经营。这个决定促成了双方在1982年5月15日正式签约，中美上海施贵宝由此诞生。

　　现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的萧树煜先生当年参与了中美上海施贵宝的筹建，萧树煜告诉《医药经济报》记者，从企业文化上来讲，上海施贵宝是一家很有人情味的公司，尊重员工，给予他们很好的照顾。

　　而让国内医药业界印象深刻的则是上海施贵宝的多个第一，无论是在制药标准还是在营销模式上，上海施贵宝都开创了中国医药行业的多个先河。

　　自1985年正式开业后，上海施贵宝生产和销售的医药产品均以制药行业的国际先进标准进行设计、生产和管理，生产和销售的主要产品有心血管及代谢类、抗生素、解热镇痛类、维生素类和感冒咳嗽类药等。

　　就在同年，中美上海施贵宝建立了中国第一支专业医药销售队伍，首开医院医生学术推广的新模式。

　　1988年，上海施贵宝在国内首家获得加拿大保健局的质量认可;1989年，通过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认证，成为中国首家西药制剂产品出口到美国的合资企业。自创业至今，上海施贵宝在合资制药企业中医药产品出口量一直保持第一。

　　1992年，百时美施贵宝中国肿瘤药物部设立，销售进口抗癌药物泰素(紫杉醇注射液)和伯尔定(卡铂注射液)。1994年，在中国非处方药市场开始萌芽发展的大环境下，上海施贵宝建立了中国第一支非处方药物推广队伍，在全国力推其百服宁和施尔康两大强势OTC品牌。这使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如同双驾马车，拉动了中美上海施贵宝的业绩迅速飙升。

　　“百时美施贵宝2009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3亿美元，研发方面在中国已经有13个临床试验，招募了7600名病人，在未来几年中国临床试验的数目会达到37个，更多的新药将被引入中国。”艾思嘉博士告诉《医药经济报》记者。

　　向生物制药战略转型

　　资料显示，美国施贵宝公司创建于19世纪后期，并于1989年和百时美公司合并，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目前，百时美施贵宝公司业务遍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万多名员工，在癌症、心血管、代谢类疾病、艾滋病以及传染性疾病等领域享有盛誉。2009年，BMS净销售额达188.08亿美元。在2009年7月公布的财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BMS名列435位，其利润增长位列第8位，投资回报排名第7位，而资产回报则名列第9位。

　　实际上，从全球排名前20位制药公司的百年成长脉络来看，以制药业为核心向周边和链条产业的辐射，包括百时美施贵宝在内，多元化的经营理念是制药公司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概在2007年，BMS公司就做出了向生物制药企业转型的决策。

　　“生物制药战略是我们公司比较新的一个战略，通过这个战略，我们希望能够结合生物制药公司的最佳元素和传统制药公司最佳元素，从而使BMS成为下一代生物制药领军企业。”艾思嘉在向中国记者阐述BMS企业战略的转变时，他的表情显示BMS总部对此有强大的信心。

　　“下一代生物制药领军企业必须要基于3个基本的要素，首先就是创新，特别是新产品的研发，在产品线方面的创新，即专注于严重的、医疗需求尚未被满足的专科病和高发病，研发并提供创新药物;第二点就是选择性整合，我们会在全球范围之内寻找不同的合作伙伴一起来进行发展;第三点就是持续改进的能力，对于每天在做的事情，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把它越做越好。”艾思嘉告诉记者。

　　有几个证据可以说明BMS是在进行这种转型：对于大部分非制药业务的剥离，比如出售医学影像业务，同时也对康复宝业务进行剥离;对营养保健领域美赞臣的业务也进行剥离，尽管美赞臣业务在中国做得非常成功。“这样带来的好处，一是使公司总体的财力得到提高，我们现在有差不多100亿美元的现金可用于未来的投资。二是能够支持更多新的业务发展。三是可以提高对股东的回报。”

　　在生物制药战略方针的指引下，近两年，BMS通过“珍珠链计划”策略性地收购中小型生物制药公司，不断补充产品线。至2009年底，BMS已经通过“珍珠链计划”收购了9家生物制药公司或产品，获得的产品涵盖了肝炎、心血管、肿瘤、免疫、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疾病领域。

　　研发先导发力中国市场

　　医药外企界资深专家杨伟强1995年至1997年间曾在中美上海施贵宝任职，他认为，BMS的生物制药战略转型之路，恰好说明了一点：全球医药公司在金融危机之下，竞争手段更加灵活，但是长期致力于创造新药物、在药品研发上不断进行突破却是唯一可持续的价值源头。

　　不断创新和推出新产品恰是BMS向生物制药企业转型的一大关键。让艾思嘉最引以为傲的是，在全球制药业前20强中，BMS的新药研发属于效益最大化的公司(如图)。“不到7年的时间之内，我们推出了10只新药，这些新药在美国获得上市批准，其中一部分也在全球各大市场获得批准，而且这7年我们花在新药研发上的费用是其他医药公司的一半或者更少，但我们研发的新药数量却与他们较为接近。”

　　“新兴市场策略与生物制药策略相一致。”艾思嘉告诉记者，BMS在五大高成长市场——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土耳其致力于开发与推广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创新生物制药产品。

　　中国已经是BMS全球新兴市场中最重要的一个，BMS新兴市场及亚太区全球开发及医学事务副总裁董瑞平博士告诉记者，在BMS研发聚焦的十大疾病领域中，有3种主要的疾病领域在中国。一是肝脏疾病，包括丙肝、乙肝、肝癌。第二是心血管和代谢类疾病，包括糖尿病，中国是第二大糖尿病国家。第三就是癌症，不仅包括西方常见的前列腺癌等，中国还有很多肝癌、胃癌、食道癌，主要是在这些癌症领域去开发新药。

　　以慢性乙肝抗病毒药物博路定(恩替卡韦片)为例，2005年在FDA获批。上市之前，肝炎大国中国参与了与全球同步的Ⅲ期临床试验，贡献了三分之一的临床数据，从而极大地加快了该药在中国的审批速度，美国与中国的上市时间差仅仅为7个月。而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乙肝患者达到4000万人，约占世界乙肝患者的25%，而丙肝患者更是高达4600万人。

　　在谈及中国新医改能给BMS带来什么益处时，董瑞平告诉我们：“中国新医改主要是让更多的人有医疗保险，BMS可以做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中国很多病人没有机会用新药来治疗，都是用一些老药。第二，就是药价的问题，现在药价特别高，所以说中国很多病人就买不起药，因此，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药物，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比如丙肝现在是干扰素比较贵，我们在未来5年之内将从乙肝扩大到丙肝领域，希望能够推出3个小分子药物和1个干扰素，这对中国的丙肝患者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而为了加快在中国新药开发的进程，BMS未来3年在中国的研发团队规模将扩大1倍，增加100名研发人才;另外是加大投入，增强中国研发团队的能力，特别是在新产品研发方面的能力;未来3年间，BMS将在中国开展37个临床试验，涵盖15个新产品的研发。

　　手记>>>

　　BMS可否重复昨天的故事

　　千与千寻

　　此次对百时美施贵宝的采访，没有与BMS中国区总裁面对面地沟通，因此很难从中国区最高层去获得BMS在中国的具体市场策略。

　　不过，作为BMS的全球执行副总裁和研发总裁，艾思嘉博士5年来的第二次造访，亦传递了强烈的信号：事实上这是来自BMS的全球高层第一次在中国明确宣布BMS的生物制药战略，并强调了中国在BMS往生物制药企业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中国所独有的丰厚的药物研发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能在BMS成为下一代生物制药领军企业中起到关键作用。

　　3月16日，IMSHealth公司发布一份题为《重塑世界医药市场新秩序：一个被重新划分的世界》的研究报告。报告按照市场价值增长的递减次序，将新兴药品市场分为3个层次。中国独自占据了最顶层;第2层次包括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第3层次包括委内瑞拉、波兰、阿根廷、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国。

　　去年，这些国家的药品销售总额达到1230亿美元，大约占全球药品销售额7700多亿美元的16%。新兴市场为全球药品行业的增长贡献了37%的份额。IMS预测，2011年中国药品销售额将超过法国和德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药品市场。

　　从BMS中国区的种种迹象来判断，BMS在中国的市场策略还是坚持处方药与OTC并驾齐驱，这与其在国外的市场策略完全不同：为了逐步转型为生物制药企业，BMS在国外逐渐剥离了非药品业务，甚至连OTC业务也完全剥离了。

　　RDPAC执行总裁萧树煜告诉记者，当一项业务在当地市场还拥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时候，它就有很大可能被保留。在中国，人们花费在自己购买药品、进行自我医疗方面的费用仍然相当可观，上海施贵宝在OTC业务方面也拥有坚实的根基，加上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这可能是BMS在中国没有跟从其他市场剥离OTC业务的主要原因。

　　而且，相较于全球其他市场，中国的OTC市场一直在稳定增长，其他外资药企如诺华制药等在OTC业务上亦正在加大投入，BMS中国没有理由在市场一片大好时退出OTC业务。

　　而在处方药业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BMS的一大优势在于现有主导品种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和增长空间都较为可观：以肝炎治疗领域为例，2005年上市的博路定在当年就被《中国慢性肝炎防治指南》推荐为慢性乙肝治疗的一线药物，目前中国4000万的乙肝患者中，有30多万人在使用博路定，去年底博路定进入国家新版医保目录，这为BMS在中国的市场增长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不过，在中国新医改环境下，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市场策略，外资药企也一样。BMS中国的策略之一就是其重点市场仍定位于一二线城市，不会像辉瑞等其他外企，同时重视二三线城市;而且在价格策略上，BMS中国的原研药也不会降价，这也有别于GSK和默沙东等外企。

　　BMS中国的另一大优势则在于其未来3~5年后续的产品线非常丰富，尤其是在该公司全球性的生物制药企业战略转型中，有更多的生物制药新产品将被引入中国，或者在中国研发上市。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生物制药领域，罗氏、阿斯利康等也正致力于新药开发，可谓是BMS生物制药战略的强大竞争对手，BMS能否超越这些竞争对手成为下一代生物制药领军企业?中美上海施贵宝曾在中国先后开创了处方药学术推广营销模式和OTC营销推广模式的先河，那么，在往生物制药企业转型的过程中，尽管其后续的新产品比较丰富，市场潜力也比较大，BMS在中国能否开创生物制药营销的先河?

　　这就是BMS所面临的挑战。

（责任编辑：麦伟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