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抗乙肝10年特辑：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

　　拉米夫定上市后 重症肝炎以及住院肝炎病人明显减少

　　主持人：但是我们从抗病毒药物上市以后，大家也不仅仅是关注转氨酶了，也更加关注病毒的下降了。我今天想问一下蔡教授，蔡教授，您作为临床医生，也经历了拉米夫定上市的研究，从你的角度来看，以前我们没有抗病毒，只是保肝降酶，到后来抗病毒治疗以后，乙肝治疗发生了哪些变化？比如说最确切的是从病人本身来讲，乙肝患者们得到了哪些好处？我们临床取得了哪些进展？

　　蔡教授：就像刚才姚教授所说，拉米夫定是第一个进到我国，而且经过了规范的研究做的，就像刚才姚教授所说，拉米夫定是第一个进到我国进行规范研究的药物，通过它上市这10年，接着后面又有许多核苷类药物的上市，给医生有了治疗乙型肝炎很好的武器，经过10年治疗我看到了两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在临床中我看到的重症肝炎明显的减少了，过去我们医院都专门成立一个肝病的重病房，专门收那些重症病人，收的这些重症病人病死率都高达60%以上，最后死于肝昏迷、腹水、肾功能衰竭，医生就是束手无策，只能是对症治疗。现在重症肝炎明显的减少；第二个变化就是反复住院的病人也明显的减少，过去我有一些病人，甚至我有一个典型的病人他孩子一岁，住院住到孩子6岁。还有一些病人反复的肝功能异常，反复的住院，甲胎蛋白升高，最后肝硬化。后来拉米夫定上市以后，他用了核苷类药物，又很安全，所以他用了以后长期用了，用到现在都10年了，这几个病人就再也没有踏进我们医院的门，有时候只是电话联系，所以从中让我们医生有了新的武器，能够有很好的办法去治疗了，另外体会到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只有把病毒抑制住了，才能够使病人从中获益，改善生活质量，改善肝脏的功能，阻断肝病的发展。所以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也在我们医生中间心里都扎了根。另外也给患者一个启示，抗病毒治疗是要坚持长期治疗的，只有坚持长期的治疗，像刚才姚教授说的，就是把烧火的火柴给去掉了，这样子它就烧不出来了，没有病毒复制了，烧不出来了，所以才解决了根本的问题，病人才能从中受益。

　　姚光弼教授：我再补充一点，有了抗病毒治疗，包括拉米夫定还有其他核苷类药物以后，我们整个负担就减轻了，三个负担，第一个是国家的负担，国家要负责医疗费的费用，乱七八糟的费用要报销，第二个是家庭负担，不仅仅是经济负担，还有思想包袱，还有个人的负担，所以这个负担减轻以后，好象乙型肝炎不像10年以前，乙型肝炎很麻烦，乙型肝炎，吊（输液），吊（输液）了以后疾病下来，再吊还起来，吊来吊去吊不好的，没有用的，吊什么东西都没用的，现在吃药就好了，也不用来医院看病了，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崔颖：吃一片就行了，就不用看病了。

　　主持人：对，以前可能一来就是输液之类的。

　　姚光弼教授：对。

　　十年来 乙肝科普宣传发生了变化 期待更加通俗易懂

　　主持人：通过两位专家的介绍，我们看出来抗病毒治疗对于乙肝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想问一下崔颖老师，在您看来，媒体的报道方面对于乙肝，包括他们刚刚谈到的治疗，大家对于乙肝的认识这些年来有没有哪些变化呢？你感觉比较深刻的。

　　崔颖：我们从专家的角度看，核苷类药物的上市是给乙肝的患者带来了希望，我想其实在这10年当中对于我们媒体来说，就好象是在一个大海当中突然抓到了一个舵手，前面有一盏灯了，然后我们就知道往哪个方面去航行了，尽管前方的路可能还是很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经历一些风雨，但是至少我觉得作为舵手来说，他只要牢牢掌好自己的舵，就有成功的希望。我这样说，其实实事求是的说，媒体在现在的一些宣传当中，仍然有一些片面的声音会发出来，但是如果说跟10年前相比，我觉得肯定是大大不同了，因为平时我因为工作的原因，跟专家的接触机会应该说相对比较多一些，因为我所在的报纸是一张综合性的日报，我是专门从事日报当中健康专版的采编工作，所以我们平时要见专家，然后来发出一些正确的声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常有专家跟我抱怨说，有时候媒体采访的时候，比如说断章取义了，其实专家是这个意思，又理解成那个意思了，也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惑。另外在我们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我想媒体担当起健康教育的责任应该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也尝试了很多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平面媒体的优势可能就在于写文章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这几年我们也尝试着通过更多的方式，除了文章以外，比如说互动，我们可以搞一些线下的互动，比较常见的有义诊的方式或者大课堂的方式。但是也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义诊，义诊的话，毕竟他还是一个一对一的，我们可能解决的还是个体的问题。还有我们曾经有专家说，义诊就是门诊搬家，原来在医院里门诊的，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从我们媒体的角度讲，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专家参与到义诊队伍当中来，因为病人能够更便捷的找到我们需要寻找的专家获取正确的知识。另外还有大课堂，我的感受也是特别深，以前如果我们想搞一个肝病的大课堂，我们在外面是基本上找不到场地的，因为大家觉得担心，担心有一些负面的传染性这方面，我们可能可以选择在医院当中，但是早些年的时候，我觉得医院里能够提供给一个做大型的健康教育的场地其实还是很少的，比如说一个教室可能只能容纳30-50人，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和一家医院合作一个大讲坛的活动，其实只有300人的场地，但是来了600多个病人和家属，我们也觉得挺无奈的，这几年我觉得很多的医院都已经开始重视起科普教育，他们在翻建医院大楼的时候，就会留意留出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至少有300、500人的一个场地，能够让病人做患者教育。还有一个，我们最近几年搞大课堂，明显的外面能够借得到场地了。

　　主持人：大家对于乙肝的认识还是发生了（变化）。

　　崔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欣喜的变化，而且乙肝的患者也好，携带者也好，他其实对于这种知识的渴求，我觉得比其他的病人好象更强烈了，这可能跟这10年来的禁锢（有关系），反正最近几年我觉得达到一种良性的释放，作为媒体就更加的有义务做这些事情，但是我遇到的，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困惑，因为今天两位专家正好在，而且两位专家都是在科普教育方面有各自的一些经验，当我们通过文章去传递健康知识的时候，就会遇到专业知识怎么样去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比如刚才我留意到姚教授讲到一个失代偿，我们专业知道可能是乙肝肝硬化出现腹水了，叫失代偿，但是当你把失代偿这个概念放在纸面上的时候，别人根本无法理解我这个病到底失代偿了没有，很难理解。另外还有，比方说变异、耐药，包括转阴，听起来很简单，就是个转阴，但是因为乙肝两对半的指标很多，到底哪个转阴是好还是坏，所以我觉得今天倒是个机会，正好也请教两个专家怎么样来转化？

　　姚光弼教授：这个方面蔡教授的经验很多。

　　蔡教授：实际上科普教育就是要把我们医生懂得东西说给病人给说明白了，比如说谈到病毒变异，我就跟病人说，我说就像病毒变异实际上就是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病毒经过锻炼以后，他达到的一种对病毒药物的抵抗力，就像农民锄地，手摸锄把，时间长了手就会长出茧子来，这茧子实际上就是一种皮肤细胞的变异，病毒也会出现那种变异，还有我给病人讲，就是医生老讲这个抗病毒药物不能随便停，要停了就反弹，就好比是皮球给压下去了，你松手就弹上来了。

　　姚光弼教授：这个例子很好。

　　蔡教授：另外有的时候就是说CCCDNA，病人不知道CCCDNA，我就告诉他们，CCCDNA就像野草的根，病毒的DNA就是野草的叶子，你不抑制他就会疯长，但是你用了除草剂，那个叶子不长了，但是根还不死，所以我们要长期用抗病毒药物，就用这些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病人说，他就能懂了。

　　姚光弼教授：通俗易懂，还有科学化，比如刚才崔老师说的两对半，我个人反对两对半这个词，我在2003年写了一本书，给老百姓看的，叫做两对半不太对，什么是两对半，每个人比如我叫姚光弼，这个蔡教授叫蔡晧东，崔老师叫崔颖，那么一个名字怎么叫两对半，所以是5个东西，还有两对半叫做大三阳小三阳，这个也是不合理的，什么阳性什么阴性要讲清楚。

　　崔颖：那我明白了，这次特别长见识，以后在我们的版面上再也不会出现“两对半”这样的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