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行病学角度看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防治

　　2019年5月31日-6月4日，一年一度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年会在芝加哥召开。会议现场，医脉通有幸邀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基梅尔癌症癌症中心Kala Visvanathan教授分享她的团队的研究成果！

　　医脉通：这届ASCO大会上您的团队带来了很多壁报。您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您主要的研究成果和它们在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吗？

　　Visvanathan教授：从科研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防治。我们这次带来了两个壁报，一个主要是研究女性中乳腺癌和卵巢癌高发风险人群对癌症筛查的依从性。另一个壁报关注病程早期就接受卵巢切除的女性患者的脂肪和肌肉含量变化，因为我们目前正在鼓励年轻的卵巢癌高发风险患者早早地接受卵巢切除。

　　医脉通：您和您的同事在摘要1557中提到发病风险较高的女性对用于风险评估的乳腺癌筛查依从性较低，并且这种情况只发现在乳腺癌筛查中。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现象？您认为乳腺癌筛查措施应该进行哪些改进？

　　Visvanathan教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在临床中见到了很多要么是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史，要么是年纪轻轻就具有乳腺癌个人史的女性，我们在试图把这些女性按照发病风险分类。所以目前我们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尝试就是运用更多的筛查手段找出那些乳腺癌患病风险较高的患者。

　　但我们不清楚的是，当我们通过这些筛查结果试图找出患病风险高的女性，并建议她们接受更为全面的进一步筛查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女性是否真的会听从我们的建议。因此我们进行了这个长达十年，从2005年开始的队列研究，追踪调查了那些在筛查中显示高风险的患者是否真的会每年接受乳房X光检查和核磁共振成像(MRI)。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人群每年接受乳房X光检查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时间一长她们对MRI的依从性就没有那么高了。对于其他形式的癌症筛查手段，例如宫颈抹片检查，骨盆X光造影和结肠镜检查，患者的依从性还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在试图找出这些依从性高低背后的原因，我们的一个猜测是MRI检查技术的难度比较大，有时候价格也较高，而且有些女性并不喜欢接受MRI。但我们仍然需要探究这种现象出现背后的原因。

　　医脉通：目前乳腺癌风险评估模型的研究进展如何？

　　Visvanathan教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目前学界对于乳腺癌风险评估已经提出了好几个模型，比如比较经典的Gail模型、Tyrer-Cuzick模型，也叫Ibis模型，以及BOADICEA模型等等。所以我认为加入影响患癌风险的因素的模型实际上是很多的。这些模型都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目前在改善风险评估的过程中所寻找的是能够分层化患癌风险的新模型。这个领域里最近的一个思路是在模型中加入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这一类的因素，我们也可以试着思考一下如何通过在预测模型中运用受试者组织和血液中的一些分子标记物来进行对风险的分层化判断。

　　我认为在风险评估中，我们正在试图把新的因素考虑进风险评估的模型中并且让模型更加的灵活。一种方式是使用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把该方法融合进目前的临床实践。如果我们能成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鉴别出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女性并给他们提供更加合适的筛选方法和癌症预防建议。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些设想变为现实呢？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些激素预防治疗，像是在先前的ASCO大会上我们也讨论过低剂量抗雌激素的疗法。但是很多女性并不想接受这些治疗，所以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实践上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我们要让那些女性进行风险评估，其次在风险评估之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推行筛选和预防措施。但是我们目前的研究证明病人的依从性并不理想，所以我们在这领域还是有很多困难和障碍。

　　医脉通：乳癌风险评估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Visvanathan教授：我认为有两三点。其中一点是用一些有趣且灵活的方式来改善风险评估，把风险评估的工具变得更方便。第二点是更快地把新发现的标志物应用到评估中。目前我们想要达到的速度是每五年更新一次风险评估模型。第三点是要让这些风险评估的模型在临床中具有实用性，要让病人们真正地去使用这些风险评估工具。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让评估工具在各个种族中都适用。目前大多数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型都是为欧洲人研发出的，但是以后我们会试着包括更多不同的人种，比如说亚洲人，印度人，拉丁美裔，和非洲人。总体来说就是给予我们的患者一个更加量身定做的评估。最近各种会议上都能听到精准医学这个热点，我觉得我们做癌症风险筛查的未来方向也是专注于个体化的精准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