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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关注张全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得病的事,所有的苦只能一个人扛。在张全最艰难的时候,张全的侄女和外甥向他伸出了双手。张全的侄女在北京当翻译,得知叔叔得了艾滋病的消息,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好好治病,并定期给他邮寄生活费。而张全的外甥除了给舅舅生活费外,到了换季时候就领张全出去买。外甥和侄女的关爱让张全的心疼得发酸,“我万万没想到我的侄女和外甥会对我这么好。”
除了亲人,关心张全的还有“真爱家园”。张全刚刚加入到“真爱家园”这个大家庭时,并不了解“家园”是做什么的,只知道每一个人都对他很和善,其他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对他更是亲如兄弟。一次,张全心脏病发作,在意识尚清醒的情况下,他拨通了“真爱家园”的电话,王铭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张全家,张全得到了及时抢救。“我那时候真不知道该找谁,脑海中惟一浮现出的就是‘家园’的电话,我已经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了,这里的成员就是自己的家人。”
乱性感染艾滋病 “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今年35岁的刘军与王铭和张全不同,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而正因为如此,他说:“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刘军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和妻子也很恩爱。但刘军从小就对同性有好感,起初艾滋病同性恋患者的生存 这种感觉只是朦朦胧胧的。但在2006年的一天,刘军在朋友的怂恿下去了一家同性恋,在一位“男同”极尽诱惑的挑逗下,刘军和他发生了性关系。这时候刘军才明白,原来自己是同性恋。从那以后,刘军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常更换男性伙伴,而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乱性的结果就是使刘军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2006年底,刘军发病住进了医院,当医生告诉他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时,刘军丝毫没有反应。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根本就不懂这意味着什么。用刘军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大老粗,根本不知道啥是艾滋病。”患病之后,刘军知道了艾滋病的“威力”,开始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其实自己明知道害怕也没用,但就是害怕,怕死。”妻子得知刘军的情况后,理智地做了一次检查,确认自己并没有感染上艾滋病之后,开始承担起照顾刘军的责任。
“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吗?”面对记者的问题,刘军的回答没有丝毫的犹豫:“咋不后悔呢?!有时候做梦都能哭醒。”刘军在医院住院期间,护士不仅口罩、手套全副武装上,每次进病房为他打针时还都用胳膊肘将门推开。平时大大咧咧的刘军在患病后也变得十分敏感,每当看到这种情景,他心里都是一阵难过,但很快便释然了,“我能理解他们,这能愿谁呢?只能怪自己,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就更别提其他人了。”
妻子让刘军隐瞒得病原因,“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输血得的,说吸毒也行,别说是因为性”。但刘军没这样做,他的理由是,说了也没人信。”刘军告诉记者,目前“真爱家园”大约有二十多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80%以上都是同性恋。
生活艰难、害怕歧视 “艾滋人群”需要关爱
在采访时,所有接受采访的艾滋病感染者都不愿意用真实的姓名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王铭说,“艾滋人群”最在乎的就是隐私,许多感染者和病人即使用化名都不愿意站出来,能走进“真爱家园”就已经是鼓起了足大的勇气了。
朱晓平也不得不承认,在“真爱家园”成立最初,让这些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走出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是最大的困难。为了让这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放下“包袱”,朱晓平一个个地联系,打电话,见面,苦口婆心地劝说……朱晓平的努力渐渐有了回报。
“其实艾滋病人真的很可怜,不管他们为什么得病,但结局总是很悲惨的。”朱晓平说,目前,在我省浮出水面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大概有三四百人,但隐匿在人群中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可能要翻两番、甚至三番。他们承担着巨大的精神与心理压力,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朋友,更没有钱治病,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一次,朱晓平约一位艾滋病感染者见面,中午的时候顺便请他吃了顿饭,饭后朱晓平把服务员找的25元零钱递给这位艾滋病感染者,让他打车回家。这位感染者捏着25元钱,说:“朱姐,我还是坐公交车回去吧,这些钱够我吃好几天的饭了。”朱晓平当时就流泪了,她从包里拿出200元钱给了这位感染者。朱晓平也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自掏腰包帮助这些“艾滋人群”了。“他们活得真的很艰难,‘真爱家园’就是要把这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都吸引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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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吴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