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它！在拖分级诊疗的后腿

　　“分级治疗、双向转诊”是医改内容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多发病、常见病患者留在基层医院，急危病症、疑难病症则分到省级甚至国家级大医院，医疗资源紧缺矛盾必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大病到大医院也不会人满为患，看不上病，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干”。

　　在2016年中国医院竞争力论坛上，不少医院院长纷纷感叹：在病人作为医院绝对利润增长点时，“上转”尚且困难，就更谈不上“下转”了。

　　首诊该在大医院还是在基层医院？

　　在新医改的实施过程中，双向转诊中首要的目的是把首诊的病人分类，多发病、常见病直接留在基层医院解决，而疑难杂症则往上级医院进行转诊，从这个模式上来看，首诊的病人都应该是在基层医院，但目前的现实是，“有条件”的患者都在想方设法往大医院上走，仅仅以花费几倍的排队时间为代价，就能请到主任级别的医师为自己诊断，何乐而不为？

　　如何解决？目前众多观点认为可以有由社保部门出台相应政策，强力推行基层医疗机构首诊负责制度。对首诊在基层的居民，在诸如支付比例及支付范围等方面，给予更大的优惠与倾斜，通过制度及经济杠杆，逐渐引导百姓的就医习惯。但是这种想法，却也遭到众多院长的担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王伟林表示：“分级诊疗谁来定，应该是病人来定，这是我病人的权利，不能剥夺基本的人权，我觉得这是基本的看病权。此外，我们要看到病人在基层看病的顾虑，社区医院虽然方便，但患者心理是不踏实的，你的判断到底准不准确？延误病情最后由谁负责？”

　　一边：病人“上转”容易“下转”难

　　一边：基层医院拒绝康复期病人

　　首诊的病人都去大医院，然后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再分派下去到基层医院？乍听一下，貌似可行，但是一回到现实，患者不同意甚至上级医院也有自己的考量。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施秉银表示，“我们医院要求医生对每一个适合转诊的病人提出转诊建议。但一些病人认为，基层医院技术实力不如大医院，宁愿多花钱，住在大医院里放心。还有一些病人觉得，自己在一家医院做了手术，医院就要对他负责到底。一旦转诊，万一在康复过程中出现病情反复的情况，难以追究责任。”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徐开林认为：“大医院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省级医院只看疑难杂症，门诊量的锐减比例将不可想象，大医院职工动不动就3到4千，这部分人怎么养活？医院如何维持运营？这又是一个难题。”

　　而基层医院这边也遇到了相同的难题，一方面，新医改后，基层医院医院的收入和开药、治疗病人关系不大，医生医疗风险又高，怕“医闹”，对于一些本该留在基层医院的手术患者，基层医生也极力往上推，造成上级医院人满为患。

　　对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王伟林就感慨良多，之前浦江3个孩子失踪事件，孩子送到我们我们医院的浦江分院进行诊治，但是对于这三个孩子是否要转诊，分院的医生都不敢说，最后我们派了13位专家下去，才拍板决定只有一个小孩需转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靠下级医院医生决定，根本不现实。

　　另一方面，对于上级医院转诊过来的康复期、临终关怀的病人也不想要。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王新生就表示：“我们非常想实现双方转诊，康复期的病人转下去，包括我们医院自己周边的医院，也有很多的加床的病人，我们主动联系，联系我们的病人能不能转过去啊，这是不太好的，康复期、需要长期住院的，基层医院说我们不要，转诊根本现实不了，人家根本不要的。”

　　当务之急：对转诊指标进行量化分级

　　“双向转诊”的好处显而易见，基层医院的资源闲置现象得以缓解，而大医院的资源紧缺的矛盾也能得到好转，可现实中双向转诊中出现的问题却成为了不少院长的心病，该如何解决？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院长李文远表示：“我觉得分级诊疗中要制定诊疗的指南，特别是分级诊疗包括双方诊疗的标准，这是没有制订，所以不是大医院应该转就转过来，标准是怎样，什么是危重的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很重要一个就是制订分级治疗包括双方转诊的标准，指导基层医院对患者进行分配，应该在基层医院病人留在基层医院，适合转诊的转上来，一个是制订诊断的操作指南，第二个制订双方转诊包括分级诊疗的制度，包括怎样监督、执行，包括自己带头执行，因为到顶级医院里面病情好了也要转诊，第二个要判断是否接受转诊和转送的患者，第三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质量进行评估。”

　　此外，在2016年中国医院竞争力论坛上不少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可以在部分地区开展整合医疗资源的尝试，基层医院加入上级的医疗集团，不但能够使转诊更为便捷，另一方面，可加强上级医院与基层医院的交流，技术支持帮扶关系，培训全科医生，缩小两者服务和技术的差距，让病人愿意“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