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人的长寿之道

　　养精　他1927年23岁在巴黎开始创作，在《回忆》一文记有：我每天上午到卢森堡公园里散步。他这种运动生活，一直持续到中年和老年。即使在1967年9月18日文革时63岁，他被红卫兵非法揪到上海江湾，在《随想录·五十五·赵丹同志》记有：“准备26日开批斗大会一两天，我晚饭后照例在门前散步。”如此60多个春秋也坚持着泰然地散步，便是《黄帝内经》中“广步于庭”的养生处方。其作用有如《老老恒言》所指出的“步主筋，步则筋舒而四肢健”，“人散步所以养精”的全身性吸氧运动。

　　他还把散步运动与写作的体验生活结合。如在29岁的1933年写《雪》，他曾冒着浓烟和尘埃，积极到浙江长兴煤矿生活；在48岁的1952到1953年，为歌颂抗美援朝，他两度360天深入到战地。这样“一身动一身强”的活动，自然换得精充力足的回报。

　　《寿世保元》指出“男子破阳太早则伤其精全”。他“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40岁才结婚。晚婚而保精，正是“养生者务实其精”的关键。加上他终身不嗜烟酒，又从源头上堵住了一定的病根，呵护着他一副康健的体魄。

　　益气　他说：“应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1937年日寇“八·一三”进犯，上海军民奋起抵抗，他便在《自由快乐地笑了》一文中，高喊：“这炮声带回来我们的勇气、信心与热情，……是的，侵略者一定会失败，会灭亡的”。“人之有生，全在于气”，这种大气凛然，直接产生和拥有旺盛精力的正气。

　　抗美援朝中，他毅然到志愿军防空洞，成为“兵团一员”，及时发回几十篇优秀的战地通讯。出版有《生活在英雄中间》等6部专集。

　　他还说：“生命的意义在付出、给予。”他担任文化出版社总编时，义务编辑了大批中外名着；同时编辑出版十多位无名的优秀处女集，如卢剑波、李林等文集。对从未谋面的田涛、屈夫、郑定义等作家热情扶助。这种“正气存内”的滚烫热心，焉会不具有“邪不可干”的强大免疫力。

　　怡神他性格温和，不急不躁，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在《我和文学》中，他说：“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到手的就读，脑子里一大堆‘杂货’。”如《古文观止》的两百多篇，他能倒背如流。如此积极吸收人类知识精华，自然高瞻远瞩，宠辱不惊，高尚情操怡然而生。

　　文革浩劫时，他既然“不出卖自己灵魂”，当然要遭到“四人帮”扣上10多项重重大帽，还加上抄家、揪斗、鞭打、剥夺人身自由。年近古稀尚发配“五七”干校两年多。特别是1973年妻亡家破后，他仍竭力调摄情志，化悲痛为力量，努力“要坚持下去”，在“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中，每天默默地躲在旧汽车房楼上．哪管酷暑寒冬，专心致意地翻译赫尔岑《往事与深思》几百字，悦乐安神，准备着把人类的真善献给社会。

　　拨乱反正后，1979年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上，他和郭沫若、茅盾等并列为“一代文学巨匠”。1982年4月，又喜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4年5月，国际第47届笔会，又被誉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1984年8月，上海市第三次文代会上，全体代表致巴金信中，称其为“杰出的文学大师”。可他在《大镜子》一文中公开说：“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75岁后，他仍老而弥坚，响亮提出：“把心交给读者”，“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在他的巨着《讲真话的书》（含《随想录》5卷），更是勇敢追求科学、民主、法制和对和谐社会的呼唤。

　　他将出版所获“福冈亚洲文化特别奖”的五百万日元和大批珍贵文献资料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及那一次次隐姓埋名为希望工程、受灾地区捐出的存款，既是“神藏于内”的人品显露，又可谓是“精神皆安，以此养生则寿”。

（实习编辑：张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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