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那些事儿

　　在一千年以前，西方世界流行的避孕方法千奇百怪，比如：向青蛙口中吐唾沫、生吃蜜蜂、将黄鼠狼的睾丸戴在身上……而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Córdoba），这应该是当时科学最发达的地区了，专家们告诉广大妇女，让她们在房事结束后用力上下跳跃，然后再向后跳9次，这样就能起到避孕的作用。

　　这周日，我们一起来缅怀一下这些古老的避孕方法，以庆祝避孕药诞生5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生活的时代让人忧虑重重。但是，值得庆幸的是，黄鼠狼睾丸时代一去不返，我们真得好好感恩一番。

　　和绝大多数纪念日一样，避孕药的纪念日也是因年而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原本批准西尔制药公司（G.D. Searle）在市场上首次推出口服避孕药（生吞蜜蜂不算）的日期是1960年6月23日。但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宣布认可却故意放在了5月9日，恰逢当年的母亲节。在这个日子推出避孕药，抵制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个故事和科学有关，显然也和性有关，它更是人类认知发展历程上的一段传奇。

　　早在避孕药问世之前，美国妇女就一直在为限制自己的子女数量而努力。在19世纪，生育率急剧下降，本地的报纸刊登了形形色色的广告，包括从避孕套到灌洗避孕器等等，借以维持生计。那个时期，我最欣赏一个灌洗器的广告：有个名叫“国家注射器”的公司声称，他们的产品可以更换喷嘴，这样就可以既能避孕，又能浇花。

　　只是广大妇女并没有鉴别能力，她们没法知道哪种产品真正有效。所以，当权者们认为，唯一能够有效控制生育的办法就是禁欲。“难道他们就不能自己控制一下吗？”“性纯洁”（Sexual Purity）运动的强势卫道士，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如此要求，“难道非得像畜生一样肆无忌惮吗？”

　　康斯托克找到纽约当局，设法弄到了逮捕权和审查权，然后他就鼓吹自己已经将4，000人送进了监狱，因为这些人让女人们了解避孕，并帮助她们学会了如何避孕。这4,000人中有15个人自杀身亡，而他们的死似乎让他格外高兴。

　　他的目标之一——护士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在为当时纽约的一家左翼报纸《The Call》撰写性教育专栏，专栏取名“女孩须知”（ What Every Girl Should Know）。康斯托克禁止她在专栏中写性病知识，于是报社在报纸专栏处开了天窗，并在标题处印上：“女孩须知：无可奉告，因美国邮政局有令。”

　　将当时的各种避孕方法逐一进行评估，桑格尚属第一人。而她得到的“酬谢”却是一项“淫秽罪”的指控。为了避免锒铛入狱，她逃到欧洲，她的丈夫却因为散发她写的小册子被关进了监狱。最后，他被判处一个月监禁。而安东尼·康斯托克却在审判中患上感冒，引发肺炎，最后一命呜呼。

　　法庭最终给了女性权利，她们不仅可以避孕，也有权知道有哪些避孕方法，怎样避孕。（第一次重大胜利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名称——美国诉一包日本子宫帽（U.S. v. One Package of Japanese Pessaries）。）其间，桑格也在推进避孕事业，她将富人们的捐款送到杰出研究人员手中，而在他们手中，将诞生第一颗口服避孕药。

　　“托儿所会和以前不一样，”美国乡村女歌手洛丽塔·琳恩(Loretta Lynn)在歌中（译注：歌名为《The Pill》，这是一首歌颂避孕药的歌曲，也是第一首涉及避孕的歌曲）唱道，“我以后不会再怀孕了，因为我已经有了小药片。”

　　从此以后，我们就高枕无忧了。然而，过去的20年里，日子又不安宁了。人们纷纷开始主张社会权利，政客们唯恐人们提避孕的话题，学校董事会都怕谁提出要在课程表中排上避孕课。

　　美国计划生育委员会（Planned Parenthood）主席塞西尔·理查德（Cecile Richards）回忆起她自己读书时曾接受过相当全面的性教育，包括如何避免怀孕。那个年代，在电视上看见罗伯（Rob）和劳拉·皮特里（Laura Petrie）一间屋子遥遥相望的两张单人床上醒来就已是最不雅的了（译注：罗伯和劳拉是《迪克·范·戴克秀》中的主人公，他们是一对夫妻，该节目在1961-1966年间播出。）。“现在的孩子们看着《绯闻少女》（Gossip Girl）长大，在这些片子里那些十几岁的孩子每个人每天都会和人发生性关系，而且我们的学校现在也没有什么性教育了。”她说。

　　每天有一亿女性服用避孕药，她们那些性伴侣（大约有一亿）也好像吃下了定心丸。即便如此，避孕这个话题仍会引发巨大恐惧，以至于庞大的新医疗改革法案也在设法摆脱避孕项目。拥护者们希望立法最终敲定以后，避孕药也会和其它药物一样包含在医疗保险范围内。然而没人可以确定。

　　理查德说，“如果政府明天宣布美国每位女性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避孕，我想，医疗改革计划的民众支持率一夜之间将上升3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