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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关注慢性乙型肝炎(CHB)是世界范围内导致肝硬化、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和肝外并发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CHB的主要治疗目标是减少肝硬化、HCC的风险及肝外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恩替卡韦(Entecavir,ETV)和富马酸替诺福韦酯(Tenofovir,TDF)具有较好的抗病毒作用和耐药屏障[1][2]。
ETV和TDF长期规律抗病毒治疗可改善肝脏组织学,减轻肝纤维化,降低HCC、肝外并发症和死亡率。
目前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ETV、TDF作为CHB的一线治疗,二者在替代终点包括病毒学应答、生化应答和组织学应答相似,并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近年来国内外多项研究报道了ETV和TDF对CHB患者HCC发生率的差异,大部分研究认为CHB患者不管是否伴随肝硬化,接受TDF治疗的HCC发生率低于ETV,少部分研究认为二者无差异,来看看我们亚洲人群中最新研究进展。
1 TDF、ETV对临床终点事件肝硬化、HCC的发生有何差异?
2019年韩国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TDF治疗组的HCC风险始终比ETV治疗组低,成果发表于《JAMA Oncology》。
全国性队列纳入24156例CHB患者,其中接受ETV治疗11464例 、TDF治疗12692例,最终发生HCC 984例,为了对照纳入住院队列CHB患者2701例,接受ETV治疗1560例,TDF治疗1141例,最终发生HCC 154例。
2701名CHB患者,平均年龄为48.8岁±10.5岁,1657例(61.3%)患者为男性,HCC年发病率ETV vs TDF:1.06/100人 vs 0.64/100人。
经多因素调整分析,与ETV治疗组相比,TDF治疗组具有较低的HCC的风险(HR 0.61,95%CI 0.54-0.70)和全因死亡率或后期移植率(HR 0.77,95%CI 0.65-0.92)[3],TDF发生HCC风险始终比ETV治疗组低35%左右,这种联系持续存在,即使存在肝硬化。
2019年黄丽虹团队收录了香港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所有公立医院和诊所的住院和门诊患者。
首次接受ETV或TDF治疗至少6个月的成人CHB患者29123例,排外治疗前或治疗开始后6个月内发生肝癌或进行了肝移植手术的病例,平均年龄为53.7±13.3岁,18492例(63.5%)为男性,分别有1227例(4.2%)和27896例(95.8%)分别接受TDF和ETV治疗,TDF治疗的患者年龄较小(43.7 vs 54.1岁),肝硬化比例较低(2.3% vs 12.6%)。
中位随访3.3年,HCC发生率TDF vs ETV:0.7% vs 5.3%。TDF、ETV治疗组的HCC 5年累积发生率(95%CI)分别为1.3%(0.6%-2.6%) vs 7.5%(7.1%-7.9%)。
与ETV治疗相比,TDF治疗后患者发生HCC的风险下降了60%(经PS加权)[4]。
2019年12月香港另一项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发表在《Gastroenterology》[5]。
研究纳入2008年1月至2018年6月香港地区首次接受ETV和/或TDF治疗至少6个月的CHB患者29350例,排除了在治疗前或治疗前6个月内确诊肝癌或肝移植的患者,平均年龄为52.9±13.2岁,男性18685人,占 63.7%,其中3860人(13.2%)患有肝硬化,2485例(64.4%)和1375例(35.6%)分别为代偿性和失代偿性肝硬化,HCC发生率ETV vs TDF:19.4%vs 15.8%。
非肝硬化患者25490例,HCC发生率ETV vs TDF:2.7% vs 0.2%。
非肝硬化患者1年、3年和5年HCC的累积发病率(95%CI)分别为1.2%(1.1%-1.3%)、4.3%(4.0%-4.5%)和6.8%(6.4%-7.1%)。
肝硬化患者1年、3年和5年的HCC累积发病率分别为4.4%(3.8%-5.1%)、15.9%(14.7%-17.1%)和23.0%(21.5%-24.5%)。接受TDF治疗的HCC发生风险低于ETV治疗组。
22434例(76.4%)患者在最后一次随访时仍可以检测到血清HBV DNA水平,83.8%的患者HBV DNA<10IU/mL,HBV DNA≥10IU/mL和<10IU/mL的HCC的发生率分别为5.0% vs 3.7%。
TDF和ETV治疗后HCC风险差异的可能与核苷和核苷酸类似物的差异有关。
ETV属于核苷类似物,TDF和TAF属于核苷酸类似物。Murata等通过[6]补充TDF后发现血清干扰素(IFN-λ3)水平升高,IFN-λ3的升高可以进一步抑制HBsAg的产生,ETV则无该效应。
2019年日本的一项研究使用TDF、ETV治疗9年的平均HBsAg水平较基线分别下降1.57±1.17log IU/mL和0.47±0.60log IU/mL[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BsAg与肝细胞内的cccDNA的活性有关。
从这点上看,TDF似乎抗病毒效应较ETV有优势。此外,干扰素-λ3具有抗病毒以及抗癌作用,可能是导致TDF较ETV控制HCC发生率更有优势的因素之一。
综上,目前亚洲人群多项研究表明TDF较ETV具有较低的HCC的发生率,但TDF治疗比率远远低于ETV,接受TDF治疗的患者更年轻,HBeAg阳性比例高,女性居多,合并肝硬化和糖尿病的可能性小,此类患者临床预后好。
因此,TDF较ETV具有较低的HCC的发生率,该结果值得进一步商榷。
也有不一样的声音,2019年首都医科大学一项纳入国内外13项研究的meta分析得出ETV和TDF相比,在HCC发生率、生化应答、病毒学应答、血清学转换和耐药率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8](P值分别为0.08、0.39、0.31、0.38和0.95),结果于2019年10月在线发表于Gut Liver。
因此,长期规律抗病毒治疗和获得持续病毒应答相较于ETV和TDF那种预防HCC效果好,更具有临床意义。
2 长期抗病毒治疗,ETV vs TDF的安全性
药物安全是长期抗病毒治疗的关键。
ETV在TDF上市多年前就已广泛应用,TDF由于肾脏和骨骼的安全问题,老年、肥胖、严重肝病、糖尿病和肾脏改变的患者可能优先考虑使用ETV。
既往国内、国外高质量研究一致认为ETV、TDF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也有不一样的声音。
Choi等[3]认为核苷类似物如ETV可能诱导产生肿瘤细胞因子致癌,该假设是基于接受高剂量ETV治疗的动物实验,局限于临床前期阶段。
韩国一项近2000例CHB接受ETV治疗的队列研究,在治疗的前5年,HCC年发病率与接受ETV治疗5年后的发病率相似(2.29% vs 1.66%,P=0.22)[9],HCC的发生率并未随着ETV抗病毒时间延长而增加,目前尚无ETV长期抗病毒致癌的证据。
一项3期临床试验发现TDF的另一前体药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AF)在骨密度和肾功能方面的影响明显小于TDF,ALT正常化率优于TDF,TAF相对于其他核苷类似物的临床相对益处仍在进一步研究,目前明确的是早期ETV/TDF治疗获得持久病毒应答是降低HCC发展的关键。
3 长期抗病毒治疗,ETV vs TDF的耐药性
长期抗病毒治疗,基因耐药屏障至关重要。
ETV和TDF都具有较好的耐药屏障。ETV必须产生3个基因突变,耐药表型才会发生改变,5年耐药发生率仅有1.2%[10]。
TDF产生耐药性至少需要4个基因突变,治疗8年还没有发现耐药。因此,患者只要按医嘱用药,依从性好,一般很少发生耐药。TDF、ETV长期抗病毒治疗耐受性好,TDF较ETV可能具有更高的耐药遗传屏障。
4 不同人群应如何选择TDF/ETV?
尽管目前大部分研究支持TDF似乎在控制HCC发生率较ETV有优势,但目前仍无大型随机对照试验等高质量数据支持。
现实世界中,患者常常多病共存,儿童、孕期妇女等特殊人群往往在研究之外,且受种族、药物选择、地域基因型、耐药率、患者治疗基线以及是否存在肝硬化、共患疾病以及筛查监控等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目前的研究不应导致ETV向TDF的广泛式转变。
目前国内外指南均一致推荐ETV、TDF、TAF作为CHB的一线治疗药物。
ETV、TDF、TAF总体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耐药率低,但对于年龄>50岁,存在失代偿期肝硬化、糖尿病,脂肪肝,蛋白尿或肾脏损伤等高危因素者以及慢性肾脏病患者、肾功能不全、接受肾脏替代治疗或低磷血症患者,长期应用激素或应用降低骨密度的其他药物、有脆性骨折病史或骨质疏松等骨病患者,应该选择ETV等治疗,而不宜选择TDF治疗。
已应用TDF 的患者发生肾脏或骨骼疾病或存在高危风险时,应该换用ETV、TAF等治疗。
若无以上高危因素以及肾脏、骨骼疾病者,CHB患者首次选用可根据患者经济能力、地方医保纳入情况、药物可及性等选择其一。
应用化学治疗和免疫抑制剂治疗的CHB患者,可选用ETV、TDF、TAF,疗程、随访监测和停药原则与普通CHB或肝硬化患者相同。
特殊人群:孕妇CHB患者,可选用TDF抗病毒,不影响母乳喂养,当孕妇HBV DNA>2×105 IU/mL推荐孕24-28周使用TDF阻断HBV母婴传播[11],产后3周停药。
CHB儿童患者应尽早进行抗病毒治疗,可选药物包括ETV或TDF治疗、普通干扰素或聚乙二醇干扰素。
对于进展期肝病或肝硬化患儿,1岁及以上儿童可考虑普通干扰素治疗,2岁及以上儿童可选用ETV或TDF治疗,5岁及以上儿童可选用peg-IFN-α-2a,12岁及以上儿童可选用TAF治疗。
HBV的自然史研究表明,HCC在HBV DNA水平20万IU/mL或更高的人群中风险最高,正常对照组与HBV DNA水平低于2000IU/mL的治疗组,二者的HCC发生率没有统计学差异[5]。
因此有效的长期抗病毒治疗和持续病毒应答是治疗的首要目标,相较于ETV和TDF哪种更好的预防HCC,更具有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Terrault NA,Lok ASF,McMahon BJ,et al. Update on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AASLD 2018 hepatitis B guidance. Hepatology 2018;67:1560-1599.
[2]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 Electronic address ee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EASL 2017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J Hepatol 2017;67:370-398.
[3]Choi J,Kim HJ,Lee J,et al.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ntecavir vs tenofovir for chronic hepatitis B:a Korean September 27,2018.JAMA Oncol. doi:10.1001/jamaoncol.2018.4070.
[4]Yip CF, Wong WS, Tse YK, et al. Tenofovir treatment has lower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an entecavi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EASL2019. LBO-03
[5]Terry Cheuk-Fung Yip,Vincent Wai-Sun Wong,Henry Lik-Yuen Chan Tenofovir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anEntecavir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in China.Gastroenterology(2019),doi:https://doi.org/10.1053/j.gastro.2019.09.025.
[6]Murata K, Asano M,Matsumoto Aet al.Induction of IFN-lambda3 as an additional effect of nucleotide,not nucleoside,analogues:a new potential target for HBV infection.Gut.2018;67:362-71.
[7]Morikawa K, Umemura M,Ogawa K,et al.Long-term effect of nucleos(t)ide analogs on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EASL2019. FRI-195.
[8]Wang X, Liu X, Dang Z, et al. Nucleos(t)ide Analogues for Reduc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Gut Liver. 2019 Oct 18. [Epub ahead of print]
[9]Kim BG,Park NH, Lee SB,et al.The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within and beyond the first 5 years of entecavir in Korea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published online July 27,2018.Liver Int.2018. doi:10.1111/liv.1393
[10]Seto WK,Lo YR,Pawlotsky JM,et al.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Lancet 2018;392:2313-2324
[11]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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