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性乙肝疫苗何时才能上市？

　　曾被寄予厚望的“终极武器”治疗性乙肝疫苗20年来始终没能走出实验室，对于国内3000万慢性乙肝患者来说，坚持服用抗病毒药物依然是最佳选择。

　　国家科技部10月22日通报，我国治疗性乙肝疫苗取得重大进展;其中，第三军医大学已进入II期临床试验，上海复旦大学准备启动III期临床试验。这个消息，像一颗投入山谷的炸弹，在“肝炎大国”的上空引发出阵阵回响。

乙肝治疗有“吉祥三宝”

　　对为慢性乙肝所苦的广大患者———人数高达3000万———来说，这自然是好消息，然而临床医生却不堪其扰。

　　“有些病人想要停下正在使用的药物，有些病人希望更改当前的治疗方案。”解放军三○二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科主任刘士敬说，“很多病人的心情开始浮躁起来，门诊和病房都出现了这样的倾向。”

　　实际上，即便是根据最乐观的估计，治疗性乙肝疫苗要走出实验室，至少还需要5—10年。值得注意的是，11月16日—18日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肝炎疫苗研究及应用经验交流会”上，主报告几乎没有提及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终极武器”。

　　相当美好的设想

　　科技部通报的两个治疗性乙肝疫苗研究项目，分别由第三军医大学吴玉章教授和上海复旦大学闻玉梅院士领衔。两者的设计思路并不相同，一个是利用一种合成肽将侵入体内的乙肝病毒“当场击毙”，另一个则是一种抗原-抗体复合型疫苗，目的是激活人体的免疫应答。

　　此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已经批准了三种抗病毒药物，但是它们都无法胜任“清道夫”的角色———将乙肝病毒从患者体内彻底清除。病毒在肝脏内持续复制，肝细胞的伤害就会持续发生。

　　科学家将希望重新寄托于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力图通过激发患者体内的免疫应答来消除乙肝病毒，便是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基本设想。这是一个相当美好的设想。

　　“普通乙肝疫苗用于没有感染病毒的人群，治疗性乙肝疫苗则用于已经感染病毒的人群，可以产生特异性免疫去杀死乙肝病毒。”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说。

　　今年6月15日，第三军医大学获准进入II期临床试验。目前，已有46例慢性乙肝志愿者完成了A组的双盲试验，预计明年7月将会揭盲。

　　尽管在更早些的动物试验和I期临床试验中，第三军医大学的疫苗已被初步证明了安全性和有效性，但距离临床应用依然很遥远。

　　“即使II期临床试验结果不错，还有III期临床试验，现在就开始报道为时过早，最乐观的估计也要等上5—10年。”庄辉说。

　　其实，比第三军医大学走在更前面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研究，闻玉梅的团队为此已花费了“打两个抗日战争都绰绰有余”的时间———17年。

　　这个被命名为“乙克”的治疗性乙肝疫苗，同样被初步证明了安全性和有效性。今年11月初，它已完成对II期临床试验最后一例志愿者患者的随访。庄辉透露，成都乙肝疫苗会议结束之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赵铠院士率领的专家组即飞赴杭州，为“乙克”II期临床试验揭盲。专家的评估意见，将在明年上半年出具。

　　此外，国内进入临床试验的还有广州空军医院的两个治疗性乙肝疫苗项目，但目前均不能下任何定论。

　　制药巨头知难而退

　　虽然进展缓慢，但庄辉还是给予治疗性乙肝疫苗相当大的科学肯定。

　　“它是一个方向，如果把抗病毒药物和治疗性疫苗联合应用，有可能清除人体内的乙肝病毒。”他说。今年的欧洲会议上，很多国家都报告了他们的研究进展。例如英国牛津大学下属欧森医疗公司(Oxxon　Therapeutics)研制的HI-8治疗性乙肝疫苗，在今年早些时候被证明可降低部分乙肝患者的病毒水平。

　　可是至今没有一家能成功上市，也没有一家能拿出最终的临床试验结果。事实上，很多国际制药巨头如默克、葛兰素史克和凯龙，10年前就斥巨资投入该领域研究，而近些年纷纷“抽身”而去，知难而退。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外科教授、亚裔肝脏中心执行主任苏启深认为，这些实力雄厚的大药厂之所以放弃数十亿美元的市场，原因是看不到成功的曙光。

　　“如果你想投资，我劝你还是不要考虑这个领域。”他半开玩笑地说。

　　在他看来，治疗性乙肝疫苗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今天只不过是用一些新技术去攻克某些难关。但是它的理论似乎充满矛盾：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向病毒投降了，又怎么刺激它变聪明，去“反扑”这个病毒呢?

　　“这个研究的目标界定也很模糊，它是压制病毒复制，还是清除病毒?也许它对病毒水平很低的患者有一些效果，但对于那些患病期很长的高病毒水平患者，很难想象有什么成效。”

　　苏启深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审核委员。他介绍，若要通过FDA的市场准入标准，治疗性乙肝疫苗至少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降低转氨酶水平，改善肝损伤状况，足够安全。

　　而且，FDA还要考虑疗效，如果仅仅改善10%，基本不会通过，“因为你的效果还不如目前这些抗病毒药物好。”

　　这一点，和SFDA的理念似乎不同。在后者看来，药物具有互补性。多一种药，医生和病人可以有更多选择。如果病人出现了耐药性或者过敏性，还有别的药物可以代替，新药并不一定要超越旧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