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位破万，却不治最难病？中国三甲医院扩张潮被“强制喊停”！
“西院区要停诊了？”
十一月初，郑州一位患者王阿姨攥着手机，急匆匆冲进郑大一附院西院区导诊台，语气焦急：“上周我还在这里做康复理疗，护士说这边环境好、排队少，怎么突然就关了？”
导诊员头也不抬地敲着键盘：“公告早就发了，11月20日起西院区全面停诊。您的情况得转到河医院区康复科，或者……”她顿了顿，“反正西院区以后不做医疗了，要改成研究中心。”
王阿姨的困惑，也标志着关于这所“全球最大医院”将“主动缩减床位、关停分院区”的传闻，终于尘埃落定。
2024年7月16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西院区在喧嚣中正式开诊。作为医院实现“东西南北中”战略布局的最后一块拼图，它被寄予厚望——规划了15个病区、600张床位，立志打造“康复为主的大专科”。
谁也没想到，仅仅16个月后，一纸冰冷的公告，为它的运行画上了休止符。
2025年11月13日，郑大一附院官网宣布，其位于朱屯路、化肥东路的医疗延伸点（即西院区）自11月20日起停诊。
据39深呼吸了解，目前正在扩建中的郑大一附院北院区，也即将被割舍。
“除了分院成立后经济效益不及预期，更大的原因是为了符合国家最新政策。”一位接近郑大一附院的业内人士透露。近年来，国家及地方卫健部门持续收紧对公立医院规模管控，明确要求三级医院分院区数量不得超过3个，为自疫情后1.2万家公立医院不断高涨的“扩建热”，泼上了一盆冷水。
1.2万家公立医院的扩建雄心
2010年，时任郑大一附院院长的阚全程在年会上高歌一曲《爱拼才会赢》。在他强调“先做大，后做强”的口号中，郑大一附院逐步崛起，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床位数最多的医院。
2024年7月16日，随着投资高达5.83亿元的西院区开诊，郑大一附院正式进入“一院五区”时代。到2025年上半年，郑大一附院床位数达到惊人的13810张，是国内第二名医院的3倍。
作为人口过亿的大省，河南在资源集中、政策宽松的背景下，郑大一附院通过规模效应摊薄成本、抢占市场，从2008年的年营收6.8亿元跃升至如今的百亿级别；同时借助多院区布局提升区域影响力。根据“复旦版医院排行榜”，该院从2015年全国综合排名的第36位，升至2022年度的第19位。
这种“既要规模又要效益，既要扩张又要安全”的红利，也让更多大三甲医院纷纷效仿。
不仅是郑州，自2020年以来，北京、上海、山东、陕西等20个地区的上百家三甲公立医院，掀起了分院建设潮，投资总额高达1800亿元。
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2024年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医院综合排行榜》中，排名前十的医院，其分院区数量在1至8个不等，平均每家医院拥有3到6个分院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统计，新医改后，平均每家三级医院的床位数从2007年的600多张，增加到了2018年的超过1000张。
同时，近十年来，我国超过800张床位医院数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8.68%，800张床位以上大型医院数量增长了近400%。
三级医院“基建潮”的背后，内外部原因并存。华南地区某三甲医院副院长向39深呼吸透露，不到5年时间，医院已开设2家分院，这么做的目的是促进优质资源扩容下沉，又能维持医院在医疗领域的领先地位，还能发挥规模效应。
此外，公立医院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医院营收和财政拨款。在财政拨款有限的情况下，医院往往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服务量来增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研究人员去年在《中国卫生事业管理》上发表的研究文章也能说明：建设分院区，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医院提升经济效益、防范经营风险。
“医疗航母”们，为何突然调转船头？
然而，在扩张带来的“规模神话”之下，争议从未停歇。
部分公立医院逐渐意识到，规模扩张对经济效益具有双重影响。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2020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情况的通报》表明，约四成医院出现亏损，近9000家公立医院中，近4000家陷入亏损，亏损规模超过600亿元。
“医院分院成立后，固定资产投资和运营成本的增加，都需要医院自行承担。负债、欠薪已成常态，甚至有的公立医院面临倒闭。”在三甲医院工作多年的李宇（化名）坦言。
2021年6月，河南省省立医院因拖欠招商银行5700多万元贷款被诉至法庭。当地媒体《大河健康报》报道，其债务总额达3.4亿元。业内人士指出，欠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河南省省立医院在过去15年持续有工程在建，收入未能跟上支出速度。
此外，扭曲的“虹吸效应”与资源浪费问题凸显。“超级医院”如同巨大磁石，吸走基层专家与患者，导致“大树底下不长草”。有县级医院为达标，将床位从300张扩至800张，结果新增床位使用率长期低于50%，造成巨大资源闲置。
郑大一附院就是典型案例。它是全国手术量最大的医院，但收治疑难危重症的难度（CMI指数）却进不了本省前十，形成“最大的医院，没接最难的病人”的尴尬局面。
其次，近年来随着国家DRG/DIP医保支付的深入推进，医院收入与病种打包付费标准直接挂钩，“靠多收病人、多开项目”的增收逻辑彻底失效。一旦治疗费用超出医保限额，医院只能自负盈亏。
这直接导致近年来多家医院出现医生降薪，甚至有新院区搬迁后因运营压力启动全员降薪超20%的情况。
政策的“铁腕”必须落下。2025年6月，《三级医院评审标准（2025年版）》明确规定，“新增规模导致总床位、单体院区床位数、分院区数量超标的”，将不予评定三甲。今年年初，河南省卫生健康委重申，进一步优化调整全省三级医院设置规划：各医院所设分院区数量控制在3个以内，新建医院单体床位规模严格控制在1500张以内。
郑大一附院的“瘦身”，已是一场不得不为的求生之战。据悉，未来郑大一附院将从“一院五区”调整为“一院三区”，西院区整体转型为医学研究平台和成果转化中心，计划床位规模缩减3100张左右，总床位控制在7500张以内。
“阚全程时代的‘做大’逻辑，在政策收紧和医疗资源下沉的背景下，已经不合时宜。”一位参与郑大一附院战略调整的内部人士表示，“现在的目标很明确：把分散的资源收回来，集中力量提升主院区的疑难重症救治能力。”
全国三甲公立医院“瘦身“进行时
郑大一附院的调整，并非“一家之变”，而是中国公立医院集体转向的缩影。
山西省肿瘤医院是最早跟进的案例之一。2020年，该院投入2亿元建设的南院区正式运营，规划床位800张，主打肿瘤康复。但仅5年后，2025年8月，医院突然宣布“撤回南院区”，所有科室搬回主院区。
“运营成本太高，南院区日均门诊量不足200人次，设备闲置率超40%。”山西省肿瘤医院员工表示，“与其砸钱维持‘面子工程’，不如把资金投入到主院区的精准放疗中心。”
北京的基层医院也在“做减法”。
2025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双桥医院（康复医院）将“一院两区”合并，管庄院区整体搬迁至本部。合并后，医院日均门诊量下降15%，但手术等待时间缩短20%，患者满意度反而提升。
“以前两个院区各管一摊，资源分散；现在集中管理，医生能更专注看病。”双桥医院院长说。
2025年9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瑞安新院区建设项目落地，投资额从31.3亿元下调至17.975亿元，床位规模从500张降至300张，面积从16万㎡缩减至8.7万㎡。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4》显示：2023年，全国三级医院分院区数量增速较2020年下降41%；超20家省级医院启动“院区优化”，其中12家明确缩减床位规模。
这对二级医院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好消息。业内人士指出，三甲医院大规模建立分院后，二级医院长期处于“两头吸、中间空”的窘境。“在过去，财政补偿可能占10%～20%，剩下的靠提供服务获得收入。但现在20%的补偿机制不一定能支撑医院发展，因为患者已被三甲吸走，失去人群，规模效应就无法发挥。”
“这不是‘退步’，是回归医疗本质。”一位医院管理者强调，要从“虹吸资源”转向“下沉赋能”。医院不是商场，不需要“越大越全”；患者需要的，是触手可及的优质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