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开胸验肺”的医院是自取其辱
这是一张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罚单，一张必然会招致舆论炮轰的罚单。河南省卫生厅竟以“无职业病诊断资格”为由，批评和处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是这家医院在尘肺患者张海超求告和维权无门的情况下，为其做了开胸验肺手术，帮助他以这种悲愤、悲壮、自残的方式证明了用人单位的无耻，证明了官方防治所的谎言，验出了相关法规的缺漏，并引起了一场舆论对职业病鉴定的讨论。没有这家医院的报告，也许如今重病缠身的张海超仍奔波在自证患病的维权路上。
卫生部专家组的鉴定证明了该医院的诊断结果，开胸验肺事件已经有了定论，相关单位、部门和官员已受到了惩处，为什么这时候河南省卫生厅会反过来倒打帮了张海超的医院一耙，又是通报批评，又是立案调查，仿佛医院做了多大的丑事。
处罚似乎有着极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理直气壮地拿出了《职业病防治法》，该法规定职业病诊断应由政府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不能超出资质认证或批准范围从事职业病诊断——郑大一附院没有该部门批准的职业病鉴定资质，却为张海超开胸验肺并出具了“尘肺合并感染”的证明，所以应依法受到严惩。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处罚有报复性执法之嫌。
好一个“资质认证”。对于张海超的病，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朝阳附属医院、北京煤炭总医院、北京三院等，看完胸片就统一断称这肯定是尘肺，为什么政府批准拥有鉴定资质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鉴定不出来，而逼得张海超开胸验肺呢?另一方面，郑大一附院虽未经政府批准，但却准确无误地鉴定出张的尘肺——这种极具反讽意味的对比，恰恰暴露出政府在资质审核上的问题，让不具备鉴定资质的机构通过认证，却视真正有资质的医院为“无资格”，说明政府在道义上已失去“审核资质”的资格，怎么还毫无耻感地谈“职业病诊断资格”?
实际上，郑大一附院并非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职业病诊断，而是应求告无门、维权无路的患者之要求做一种证明，并被其借助以引起起舆论的关注。请问河南省卫生部门，开胸验肺是一种正常的职业病诊断方式吗?这不过是一种弱者悲壮的身体政治，一种卑贱自戕的身体反抗——以身体为资本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反抗方式，弱者面对强者设计出的不良制度，面对冲不出的法律陷阱，没有任何反抗的资源，悲愤中只有用自己的肺去反抗，去揭穿那谎言。我想，这家医院的医生所以愿意帮张海超开胸验肺，也并非为了简单的医学诊断(这种病许多医生只要看胸片就能作出诊断)，而是想帮他讨一个公道。满足患者的要求，坚守医者的良知，这是没有资质限定的，而是为医者的基本职业道德。
很显然，《职业病防治法》中关于“职业病诊断资质限定”的立法意图，是为了防范无资质医院的误诊和借诊断牟利。但在开胸验肺事件上，郑大一附院与这两点毫不相关：一没有误诊，二绝没有借机牟利——所以，虽然医院违反了规定，但从立法意图上看，它是不该受到惩罚的。
即使严格按法律规定，医院确实违法了，但受罚的不该是它一家。开胸验肺事件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有法律的漏洞，有官方的失职，有监管的缺位，诸种违法问题的价值排序中，医院的违规是最轻微、最不坏、最该忽视的，为什么要突出处理呢?
法律受不到应有尊重，“严格执法”在当下是一种很稀缺的品质，但像河南省卫生厅这样的“严格执法”，只能招致公众的强烈反感。张海超为了自证有病而四处奔波时，你们到哪里去了?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坚称张海超无病时，你们到哪里去了?对于自身在此事件上的监管责任，你们又是怎么承担的?如今反去严惩揭露问题的医院，扪心自问，这是在捍卫法律的尊严还是在伤害法律?!
开胸验肺暴露了某些部门的问题，损害了某些人的政绩形象，让一起地方事件成为一起举国关注的丑闻，相关部门难免恼火，给“惹事者”穿小鞋当在意料中。只是，有关部门真是太心急，如此大张旗鼓的处罚太低估舆论的力量了，想急于找回面子和树立权威，结果只会自取其辱：舆论的关注点本已从开胸验肺上转移开了，这样急吼吼地拿医院开刀，只能暴露出自己身上更多的丑陋，重新被架上舆论烤架。
（责任编辑：陈炫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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