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的一个晚上， 坪仓正治（Masaharu Tsubokura）上床睡觉，发现自己的左眼无法闭合。他的脸部瘫痪了，在几个星期内，这位花了几个月时间为因大规模核灾难而流离失所的居民提供咨询的医生自己也成了病人。
瘫痪是暂时的。但自从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县发生三重灾难：9级地震、高达40米的海啸，以及福岛第一核电站多次发生熔毁和爆炸后的几天，导致瘫痪的压力一直伴随着 坪仓的生活。原本只是短暂的为避难者做健康检查的志愿者工作，却成了持续10年甚至更久的事业。
灾难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坪仓从常规的医疗工作转为测量辐射量。他善于向居民和官员解释辐射基础知识和风险。与他合作的伦敦国王学院全球健康学者涉谷健二说：“坪仓花了大量时间在市政厅会议、讲座和与当地人的对话中，这使他受到了尊重和信任”。而坪仓很快得出了一个有争议的结论——疏散对健康的影响远比辐射更大。他说：“没有人死于辐射”，而将数万人连根拔起则造成了明显的社会和健康问题。
坪仓一开始就尽力消除避难者和居住在避难区外的居民的恐惧。尽管有人指责他是电力公司和政府的辩护人，但仍有许多人对他的保证表示欢迎。这位39岁的医生坚持了下来。
“很多人会离开，然后说‘好吧，我已经尽力了’，”Gilles Hériard-Dubreuil说，他是巴黎的一名顾问，在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参与了白俄罗斯的社区康复工作。他说，“坪仓依旧坚持面对逆境，这是勇气和人性的表现”。
坪仓在完成东京和福岛两家医院工作期间，积累了能让人看清风险的数据。在140多篇论文中，他和同事们记录了相对较低的辐射暴露和疏散对福岛居民健康的影响——老年人的高死亡率、慢性病的增加和总体福祉的下降。担任坪仓医学博士生导师的医生、一家致力于改善日本医疗实践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卡米雅弘表示，这种观点可能在未来很有价值，因为类似福岛的事故也会在中国或世界某个地方再次发生。
俄罗斯圣彼得堡辐射卫生研究所的辐射卫生专家Mikhail Balonov补充说：“坪仓抓住了研究核事故后健康影响的独特机会”。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高辐射使其对健康的影响很难与流离失所的社会和心理影响分开。但福岛的辐射水平较低，使得坪仓在研究中能够将疏散的影响隔离开来，而且他的研究经费大多是自己出的。
“我的目标是帮助当地人，不是作为一个研究者，而是作为一个当地的医生，”坪仓说。他写论文“是为了与科学界分享知识”，同时“记录下灾难对人们的影响，[以此]表达我的哀思”。
坪仓的福岛之旅很可能是在巴黎开始的，他在灾难发生不到1个月的2011年4月参加了一次医学会议。
当他和女友乘坐着塞纳河上的标志性观光驳船，滑过庄严的巴黎外墙时，他的手机响了。卡米从东京打来电话，说是急需医生。他询问坪仓是否可以到福岛县沿海地区滨通做志愿者。
卡米说，他对坪仓很有信心。该地区需要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医生，最好是年轻的、适应性强的，能够和当地医生一起努力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即使在他还是一名医学本科生的时候，坪仓对患者的关注就给卡米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米说，许多医学科学家“对待患者就像对待研究的材料一样”。但对坪仓来说，患者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研究。
作为大阪人，坪仓从未去过福岛。他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滨通是什么？’”。回到酒店后，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他就明白了。卡米将他召唤到了灾难的中心。坪仓的女友很生气，认为他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他向女友保证说，这只是几个星期的事。
2011年4月底，当坪仓抵达福岛市南相马时，日本仍在统计受害者人数。地震和海啸摧毁了800多公里的海岸线，造成15899人死亡，2527人失踪，50万人无家可归。而且，巨大的危险暴露出来：被海啸淹没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和熔毁，向大气中释放了约538. 1PB的放射性物质。
这个数量大约是切尔诺贝利辐射释放量的十分之一，但仍给该地区的人们带来了进一步的创伤。由于担心更多的辐射释放，政府下令疏散工厂2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人，以及向西北方向随气流延伸的辐射下的更多的人。同时，在核电站20公里范围以外，很多人自愿离开。最终有超过16万人逃离，大部分人都是在事故发生后一两个星期内逃离的。疏散人员挤在疏散区以外城市的学校、体育馆和其他公共建筑里长达数月之久，直到紧急住房建成。有些人选择与亲戚同住。
坪仓走访了分散在福岛各地的避难中心，检查居民的健康状况，他听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什么是辐射？”“我留在这里可以吗？我的孩子可以到外面去吗？”起初，他根据自己用放射线治疗白血病的经验，一对一地讲解了放射线基础知识。5月初，一位母亲邀请坪仓向她的一群朋友讲授知识，他制作了一个PowerPoint演示文稿，解释了辐射基础知识和该地区的辐射水平。消息传开后，他很快就在南相马和附近的城镇进行了公开讲座。
他说：“很多很多人来参加研讨会，问了很多问题”。他传递的信息往往让人放心，告诉疏散区外的人们，他们所受到的辐射量可能很低。虽然坪仓解释了风险，并敦促居民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有些人指责他是政府人员，并非将人们的健康放在首位。压力和繁重的日程安排可能是导致他暂时性面部瘫痪的原因。
最终，坪仓学会了从容应对敌意的提问。在2015年仙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Hériard-Dubreuil回忆说，一些听众对坪仓进行了盘问：“你是仙台人吗？”“你是站在NGO（非政府组织）还是政府一边？”坪仓回答：“我站在人民的一边”。
但是，关于辐射风险的确凿的数据很少，因此坪仓和同事们打算着手改变这一状况。福岛居民担心像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一样，自己呼吸的是放射性微粒，吃的是被污染的食物，而这些都是体内辐射暴露的主要来源。南相马市综合医院购置了全身辐射计数器，并在2011年7月初启动了福岛首个辐射检查项目。坪仓说，当医院开始接受预约时，电话响了一整天。很快，几个月来的每个时间段都被填满了。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暴露的“人数真的很少，”他说。与此同时，当局加强了对环境的辐射监测，并给居民配备了检测计。坪仓回到了他的讲堂，变得更有能力回答具体问题。
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初，随着更多有孩子的家庭考虑在4月1日新学年开学前返回自愿撤离的地区，他的演讲需求也增多了。“这真是太疯狂了，他日夜不停地讲课，”南相马居民幸子说，她母亲所在的协会支持小组安排了演讲场地并印制了传单。
坪仓有着孩子气的举止和不羁的蓬松头发，他与孩子们的关系特别融洽。幸子说，“他不是单向地输出信息，而是先让孩子们告诉他，他们担心什么”。问题围绕着晾晒的衣物是否会被污染、井水的安全等日常难题展开。一名学生问道，抱着在外面玩耍的猫咪是否有辐射风险？幸子回忆说，坪仓幽默地点了点日本人进门脱鞋的习俗，并说：“猫不穿鞋，所以带猫进屋时，不妨给它擦擦爪子”。
协会收集了坪仓讲座的资料，制作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一万册眨眼间就卖光了。志愿者们还制作了英文版，便于海外朋友阅读。幸子说，坪仓让很多人相信，“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生活”。
渡边贵子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南相马的家不在强制避难区，但由于担心当时9岁的女儿美咲，不得不搬到了邻近茨城县的叔叔家。2011年4月底学校重新开学时，她带着美咲回到了南相马。但由于担心“辐射会导致少女无法生育的说法”，两人在学校暑假期间再次撤离。随着2012年新学年的到来，美咲越来越想念她在南相马的同学。渡边参加了几次坪仓的演讲。她说：“他的讲解通俗易懂，听了让人很放心”。于是，她和美咲再次回到了南相马。
但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了。从浪江镇撤离的水江坎野，仍然怀疑辐射检测器是否能准确测量体内暴露。她说，坪仓“似乎是代表国家和东京电力公司工作”，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所有者是东京电力公司。因为浪江残留的辐射而无法回家的坎野，有一个朋友死于白血病，是同村的5名白血病患者之一。尽管官方的说法与此相反，但她坚持认为福岛地区的癌症发病率有所上升。“核事故真的没有对健康造成损害吗？”她问。
坪仓相信核事故对健康造成了损害，但是间接的。该地区的数十名医务人员——医生、护士、技术人员、文职和辅助人员——根据命令或自愿撤离，他们往往担心辐射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坪仓及其同事发现，在灾后的第一个月，南相马医院的正常工作人员只有一半，当时他们还在处理地震和海啸的伤情，并试图疏散卧床不起的病人。即使在18个月后，人员编制也比事故前少了15%，坪仓认为，医疗体系的削弱带来了严峻的后果。
在第一个月里，“男女和每个年龄组的死亡风险都上升了”，坪仓在2018年日本《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在接受长期护理的老年人中，这种影响最为显著。坪仓及其同事发现，在5家疏散的南相马养老院的715名居民中，死亡的相对风险是灾前的2.7倍。在一家养老院，有25％的被疏散居民在90天内死亡。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肺炎，这表明“他们是由于身体虚弱、护理减少、身体状况普遍恶化而死亡的，而不是因为任何特定疾病的发作”，坪仓写道。
同时，其他的健康影响也出现了。经常与坪仓合作的乳腺癌外科医生大崎明彦发现，灾难发生后，当妇女认识到可能的乳腺癌症状和看医生之间的存在滞后时，导致了更多的晚期癌症和更困难的治疗。坪仓还发现，南相马和附近城市的糖尿病发病率在3年内增加了5%，与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如中风）变得更加常见和严重。坪仓和同事将其归咎于运动习惯和饮食习惯的改变，以及家庭和社区关系的中断。社会压力“导致人们不太关注自己的健康”，大崎说。
这些发现都表明，在福岛，这些压力才是真正的健康威胁。坪仓说，核事故后的疏散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认为，等到临时住房和其他设施准备好后，有时仍可以挽救生命。坪仓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于修改疏散模式。
一些专家认为，人们对辐射的危害了解的太少，不应该采取不那么谨慎的做法。东京反核公民核信息中心秘书长潘秀之说：“这次事故的辐射暴露剂量没有达到会造成急性损伤的水平，”但他认为，低水平的暴露仍可能导致多年后癌症增加。“应该避免辐射的延迟效应，因此制定了疏散令”。
因此，坪仓的发现可能更有助于以后致力于恢复各种社区中断。坪仓向公众提供可靠信息和解释风险的努力，使人们“再次成为自己生活中的行动者”。
坪仓从一开始就拥有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他已经成为与他一样关注社会的年轻医生和研究人员的导师。小崎就是一个例子。他从医学院毕业几年后就落户到了南相马综合医院。他说，与坪仓一起工作，使他能够探索“医疗在社会大框架中扮演的角色”。另一位外科医生泽野丰明也搬到了南相马综合医院，部分原因是为了研究疏散到其他县的学生受到欺凌的问题，以及为福岛地貌除污的工人大军所面临的健康问题。“如果没有遇到坪仓教授，我想我是不会走上这条人生道路的”，泽野说。
如今，灾区许多城镇的疏散令已经解除，居民陆续返回。但坪仓说，在福岛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2020年6月，他加入了福岛医科大学的教师队伍，并获得了资助资格。在日本核监管局的资助下，他正在进行多项研究工作，包括研究疏散区内的医疗和护理机构如何处理卧床病人。他还在与地方当局讨论如何防止仍无法返回家园和社区的3.7万名福岛避难者患上生活方式病。由于福岛每年的辐射剂量仍在50mSv以上，是正常年辐射量的10倍以上，因此这里仍是禁区。
坪仓很清楚自己一生中有多少时间是在深夜工作的。当初反对他在福岛逗留的女人，还是嫁给了他。但她仍经常和他念叨：“你说过只去南相马一周，但已经10年了”。
原文链接：
By Dennis Normile.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1/03/physician-has-studied-fukushima-disaster-decade-and-found-surprising-health-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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