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是药品和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的隐痛？近日，广东省政协委员石玉玲的一份提案再次把从事此类招标的中介推到了前台。石玉玲提议，应该尽快出台中介机构合理收费的标准，同时对中介机构收费进行检查。
一个企业一年付中介招标费4000万元
石玉玲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检验科负责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参加过许多次药品招标集中采购，也经常和药品、器械及耗材的生产企业打交道。据她了解，目前国内在医疗器械集中招标过程中，企业需要向中介机构支付各种费用，通常每个品规要交30元报名费，如果中标，每个品规又要交300元中标费。除此之外，还有标书费、保证金等。有的企业一年付给中介的招标费用高达4000万元，还有的企业年终按销售额5%交费。
更为严重的是，企业流动资金被占用的情况也非常突出。某些招标中介机构借招标和集中采购的名义向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不合理收费，有“圈钱”的趋势。而且收费名目五花八门，有代理费、履约保证金、质保金、廉政保证金、风险金等，动辄上万元。石玉玲说，所收费用均转入产品成本中，增加了企业的经营压力，“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加重的还是病人的负担。
石玉玲还注意到一个问题，企业在交纳高额费用的同时，有相当部分的费用是没有收据或发票的。有些招标到期后，招标中介机构不和企业结算，造成企业资金无法收回。企业每年需参加各类各级招标不下10余次，如果每次都要交纳数万元费用的话，不少规模较小的企业是无力承担的。国内大多数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还处于低水平仿制阶段，中小企业居多，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多数处于微利或亏本的边缘。医疗器械集中招标制度的推行，导致部分产品的价格一降再降，出现了价格战的苗头，大大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企业无法在售后服务、质量改进和新品研发上持续投入，许多企业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石玉玲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中介机构合理收费标准，并对中介机构收费进行检查。她还认为，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刚刚起步的国内医疗器械企业来说，需要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与经济扶持，具体到药品、器械及耗材招标集中招标而言，在集中招标的产品价值、类别和时间进度的确定上予以区分。
专家呼吁非营利性中介服务
实际上，药品招标的中介机构一直是业界争议的话题。按照相关规定，企业要参与招标，须向中介机构支付费用。最初，每个品规要交纳报名费；如果中标，每个品规还须交纳中标费。此外，还有标书费、履约保证金、中标服务费等费用。
石玉玲介绍说，过去只有价格在10万元以上的医疗器械才需要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招标范围不断扩大后，连简单的医疗设备和低值一次性耗材也不能幸免。与过去的分散招标相比，企业在集中招标中所承担的成本水涨船高。
广东省药品阳光采购专家组组长杨俊何表示，企业反映中介负担较重情有可原，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药品集中采购中介服务，能为买卖双方创造价值，收取中介服务费理所当然。而收费的标准是由物价部门规定，服务项目越多，给买卖双方带来的好处越多，收费标准理应越高。企业购买了中介服务，同时通过中介服务赚到了更多的钱。如果因为负担重就限制集中营利性中介服务，那企业就会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谁来提供这个服务？
杨俊何认为，这与政府引导的非营利性代理服务缺位和目前中介服务的混乱有很大的关系。政府以招标或挂网限价的方式进行价格控制，完全可委托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行业组织或自行组建采购平台提供中介服务。通过组织相关方面讨论，协商解决药品集中采购的代理服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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