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政协委员朱宗涵提出建议，应该降低药价，同时，为补偿医生付出的技术性诊疗劳动，物价部门应该为医院加设一个收费项目——“处方处置费”，即在医生门诊费外加收固定的“处方处置费”，按照主治医师、主任医师这样的分级，不同技术水平的医生收费级别不同。对此，卫生部回应，卫生部甚至做了关于收“处方费”的具体方案，希望在两省试点，但目前已经被驳回。
触觉敏锐的传媒借鉴“高薪养廉”的提法，为加收“处方处置费”取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名字——“高薪养医”。在我看来，如果说“高薪养廉”是纳税人花钱买公务员的廉洁，那么“高薪养医”就是病人花钱买医生的职业道德——不收回扣，不收红包，不开大处方，不重复检查，等等。
先说“处方处置费”。众所周知，病人看医生本身是要交挂号费的，那么，“挂号费”是干什么用的呢？去医院看过病的人都知道，检查要交检查费，拿药要交药费，住院要交住院费，一切项目都要掏钱，挂号费显然买的就是门诊医生的门诊服务，加收一个“处方处置费”师出何门呢？搬照此理，检查医生是否可加一个“检查处置费”，药房医生是否还可加一个“开药处置费”？毋庸质疑，“处方处置费”是专门为增加收费数额而增加的收费项目，已经突破了“因为增加服务项目所以增加收费项目”的基本合理底线，纯属“乱收费”之列。
此外，我尤其关注“高薪养医”立论的逻辑基础——因为医疗腐败让医患关系很紧张，让“看病贵”十分严重，公立医院的公立性濒临灭绝，为了缓解这种现状和日甚一日的恶化趋势，所以通过“法定”方式让医生提前得到暗地腐败所能得到的好处，以期能够挽回医生的职业道德，重树白衣天使的美好形象；与此同时，患者所支付的“养医费”也能比满足医生贪欲花费较少，于是乎“医患共赢”。
不难发现，“高薪养医”的提出与医院前期的医疗腐败是密不可分的：所谓“高薪养医”正是要通过正规渠道将原来的黑暗收入“合法化”和“阳光化”；设若医院一直都不腐败，那么也就不可能有“高薪养医”的机会，这和因为腐败严重所以“高薪养廉”的道理是完全一致的。显然，这是一个荒谬而离奇的悖论：不腐败无“高薪”，腐败了才有“高薪”，腐败是“高薪”的必经之路。这个意义上，“高薪养医”实际是对医疗腐败的“肯定”，乃至“嘉奖”，是为腐败者撑大旗，是对“腐败有理”的首肯。
再者，就算善良的人们愿意赦免“高薪养医”的腐败“原罪”，从腐败“起家”的“高薪养医”，在体制破窗依旧、监管失败依旧、患者寡权依旧、腐败有理依旧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跟银子过不去，自动放弃腐败的“老本行”呢？从“腐败有理”中尝到过甜头的他们，准会继续在“腐败有理”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因此，缺乏反腐保证的“高薪养医”注定是无效果的，而如果真有反腐保证又何必要“高薪养医”？这又是一个悖论，而且是一个恶性循环。
其实，“高薪养医”所面对的原罪悖论与效果悖论的拷问，也是一切 “高薪养医”都必然需要面对的。
（责任编辑：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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