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院长，我深感部分患者对医院和医生只有要求，缺少对医院和医生的理解和爱护。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医闹’。”黄力说，一些病人或病人亲属对医生有过高要求，病人一旦死亡或遇上医疗纠纷时，亲属不是寻求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选择“闹”医院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他们往往认为，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同其他物品和商业服务没有什么两样，把高度专业的医疗技术服务等同于其他简单的消费服务。”黄力说，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首先就是净化社会环境。
在黄力看来，医疗卫生事业所面临的行政法规政策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国家物价局制定的各项医疗服务价格一直存在很多争议。“价格制定是否合理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就出台，因此在执行的过程中，医院也就遭遇了很多的问题。”
黄力抱怨说，国家有关部门的各种检查很到位，对医院的处罚也很及时；但另一方面国家或地方财政对医院的投入却不那么到位。就拿公费医疗来说，公费医疗结算一般都有拖欠，少则半年，多则两年后才到帐，而且如遇预算超支，超额部分将由各医院分摊。尽管拖欠的结算款最终还是会还上，但对于医院来说，旧账刚结完，新账又产生，因此医院为公医垫钱成了常态。
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环境，在黄力看来，还应该将医生转变为自由执业群体，如果能这样，将是对现在医改很大的补充。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一个医生要从事医疗执业活动，就必须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中获得《医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证书》的情况下执业。医生的这两个证，有明显的地域限制，这在法律上有漏洞。”黄力举例说，比如有一次某大学在异地的分校区发生大量人员腹泻现象，该大学的附属医院为了防止群体事件的发生，从广州学院本部派医生参与治疗，将事态控制住，但是当地相关部门却认为该做法是“非法行医”。
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一名医生在非规定的执业区域内偶遇需要救治的病人，如果他去履行一名医生的职责，去抢救病人，但在法律上他则成为了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这听起来很荒谬。
在黄力看来，医生不能自由流动还引发了其他问题。比如，国家很早就提出要鼓励民营医院的发展，而为什么民营医院仍步履艰难，关键问题之一是医疗人才无法流动。以广州东莞为例，那里有些设备精良的民营医院，但只能聘到内地二、三流的医生，一流的医生不敢流动。医生不敢流动的原因之一是，如果医生离开了现有的职位，那他同时也失去了附属在这个职位上的一切学术地位，例如职称、专业委员会的学术地位，没人相信民营医院里能有博导或专业学会的主任委员。“医疗人才的合理流动可使三级医院纵向整合，将可以有效地解决大医院不堪重负，小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的资源又严重闲置的问题，形成对我国基础医疗的补充，减少社会的浪费。”黄力说。
（实习编辑：肖晓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