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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我国著名医学家、健康教育学家杨秉辉教授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上海肝癌减少了一半》《我国抛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肝癌、乙肝曾是不少中国人的噩梦。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我国则是名副其实的肝癌高发区，全球每年发生的肝癌，半数以上在中国。“乙肝大国”更是“名不虚传”，上个世纪末，我国各地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皆在10％左右，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乙肝高度流行区”。
杨秉辉教授的两篇文章所言不虚，从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关注肝癌防治后，据研究统计，上海肝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在40年期间（1973-2012）下降了近50%，我国的乙肝感染率也在稳步下降。
在癌症恐慌弥漫全社会的时候，肝癌40多年的防治经验和成果或许可以给公众一些信心——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而癌症的预防既依赖医疗工作者的科研攻关，也依赖医疗卫生系统的决策者和专业的医疗工作者的良性互动。
“他们不愿提肝癌”
“我们到江苏启东给农民做甲胎蛋白的检查，结果发现了很多例早期肝癌病人。我劝他们尽快动手术，但他们却不相信。因为他们认为，肝癌病人都是眼睛发黄，长腹水，而他们能吃能喝，能干活。他们甚至不愿提到‘肝癌’这个病名。”
上世纪70年代，江苏启东是肝癌的高发地，那里聚集了一批医生和研究人员，杨秉辉就是其中一位。让杨秉辉印象深刻的，不仅是这里高发的肝癌，还有当地农民对肝癌的一无所知。“我们去‘普查’，他们便逃避，甚至抵触，认为我们在咒他。他们认为肝脏是‘血库’，一旦做手术必定会大出血而死亡。”
70年代，启东的肝癌有多高发？资料显示，启东肝癌发病率在10万分之50以上波动，启东居民每死亡5人，就有1人为癌症，3个癌症患者中就有一个是肝癌。
70年代初，我国还处于十年文革时期，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下，启东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能有科学的调查结果，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主持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该规划纲要在医药卫生领域提出了“恶性肿瘤防治研究”课题，此后进行的全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项目就得益于该规划的制定。
1969年7月2日，周恩来听取卫生部军管会负责人汇报时，又对肿瘤医院和肿瘤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指示：“对一种常见疾病放弃治疗、研究，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向全国呼吁，一定要有人研究医治癌症。”“医生要最好学、最谦虚、最客观、最冷静，这才算得上是好医生；如果医生不客观、不冷静、不刻苦钻研，就学不到东西，就不能在医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周恩来还提出了要“树雄心壮志，攻克肿瘤”。这在当时激起了全国开展肿瘤普查的热情。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启东作为一个肝癌高发区的信息被上报给当时的卫生部，卫生部下设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负责此事，“当时尽管开展不了太多的科学研究，但是我们以‘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名义到启东去做肝癌流行病学调查和普查工作。”杨秉辉回忆。
为贫下中农服务，百万医务工作者就这样深入全国城乡基层调查。来自上海、江苏、北京等地的专家续数年驻扎在启东，在当地“赤脚医生”为主的医务人员配合下，开始了肝癌防治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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