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由卓信医学传媒集团出品,《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中国医院院长网》主办,厦门市卫生计生委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届院长年会累计报名人数超过5500余人,共设立30余个分论坛,均创历届之最。
自二胎全面放开以来,谁在生,会生多少一直是各路专家关注的目标。11月26日下午,在题为“人口政策调整对医院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影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专场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教授透露:相比2015年第四季度,北京市海淀区2016年第一季度活产数增加33.9%。而2016年3月北京市社区孕产妇建册人数高达38388人,自“先建册、后建档”政策实施以来,单月建册首次突破3万人。
专家预测,2016年北京市分娩量可能超过40万,接近2004年的4倍,且受二胎潮影响,高分娩率时间最长可能持续10年左右,北京市二、三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均处于超负荷运转。
然而令人忧心的不仅仅是孕产妇数量的快速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该院产妇平均年龄接近35岁,这意味着,近50%的产妇为高龄产妇,而高龄产妇数量的激增必然增加妊娠及分娩风险事件的增加,对于医院的技术和护理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
同时,高龄还会带来合并症增多,血栓风险增加,猝死几率增加,子宫肌纤维弹性下降、产后大出血几率增加等等一系列风险事件,极大增加了生产危险性。
高龄除带来产妇的风险之外,也成为出生缺陷发生的重要因素。
乔杰院长透露,根据2012年《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发达国家出生缺陷发生率为2%-3%,而我国高达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约90万例,已经成为我国婴儿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
调查数据显示:当产妇年龄位于20-30岁之间时,仅有19%的女性选择马上就生二胎,81%的女性选择过几年再说;而30-40岁之间的女性,选择“马上就生”的比例上升到60%;当女性年龄超过40岁时,选择“马上就生”的比例上升到76%。
飞速增长的产妇人群给北京市妇产医疗资源带来沉重压力。如果按照2014年的核定床位数,较为合理的北京市年接产分娩量为27.5万,但在2016年高达近40万的分娩量前,床位极其紧张。
目前,北京市各级医院的床位使用率均处于超负荷状态。临床建议,较为合理的床位使用率为93%。但实际上,2016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北京市的二级机构床位使用率高达119.8%,三级机构的床位使用率更是高达133%,远超设计标准。
超高负荷毫无疑问进一步加剧了妇产科医生及护理人员的短缺,较大的工作压力又导致人员进一步流失,以北京为例,2013年北京三级医疗机构产科医生为2447人,但2015年,在分娩量大幅攀升的同时,产科医生数量竟然出现了下降,仅有2383人。
产科医生数量在下降的同时,虽然助产士数量虽然没有出现下滑,但增长也极为缓慢。作为产妇产程中的重要协作者,甚至是第一个见到婴儿的人,对于指导产妇生产,婴儿护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提升产科医生及助产士数量,将是北京市面临的极其严峻的挑战。
为缓解上述难题,北京市卫生局在《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中已提出多条对策。
首先,调整扩增,尽量增加产科床位;同时将特需病房变成普通病房,增加科室之间床位的调节。
其次,分级建档,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引导患者选择建档机构,进行产妇分流,避免产妇集中拥往少数医疗机构。
最后,联合互助,通过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组建妇幼健康联合服务体,开发远程会诊平台,对口支援,将一部分产妇留在基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乔杰院长建议,育龄女性在经济及社会条件允许情况下,应尽量在生育的最佳年龄段生育。当女性生育年龄超过35岁时,流产率高达25%,35岁时流产率为35%;而45岁时流产率高达50-60%,怀孕已经十分困难。因此,女性选择合适的生育时间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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