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号贩子” 两会代表们有“高招”
一位东北姑娘在北京看病怒斥号贩子事情，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以及媒体的报道下，一度成为了年初最热的话题。号贩子的存在是医疗资源短缺背后反映出来的本质问题。最近几年的两会上，看病难成为总也绕不开的热点，而挂号难就是其中的老大难。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针对扰乱正常挂号秩序的医院黄牛，纷纷表明各自的观点，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打击黄牛：医院和公安联合落实“实名制”
怎样才能打击“号贩子”？全国政协委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院长侯艳宁说，打击号贩子，医院必须要出“重拳”：实名制挂号、预约挂号，挂号你必须带上身份证，没有这些就不能挂，所以号贩子就不能挂号了。
用身份证挂号，号贩子就能从此销声匿迹吗？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曾做过专门调研，发现，在浙江，实行挂号实名制后，黄牛倒号确实减少了，但没被“淘汰”的黄牛们，技能却“升级”了。
“实名制挂号这个网络跟公安这个网络是不连的，也就是你随便输入一个身份证号码，只要是18位数，都是能够输进去的，这样子号贩子他可以不断的输入不同的号码，抢到多个号。抢到多个号以后，跟需求方去换手。对接以后，我马上放号，你马上抢号，就是我退号，你抢号，这样一种方式来倒。”
因此，葛明华呼吁，打击黄牛，医院必须和公安联合，实现真正“实名制”：跟公安系统的平台要联起来，他挂的号的身份证要是真正实名的，而不是随便就能拿到的。
葛明华认为，浙江的实名制挂号制度和全省预约诊疗平台基本消除“黄牛”现象。当然，光是在医疗行业内部实施实名制挂号还不够，网上挂号成为主流后，不少“号贩子”仍在利用虚假的身份证信息注册账号，进行抢号、倒号。
“我建议在目前实名制挂号的基础上，挂号预约系统还要加快与公安部门的身份证系统对接，并且在就诊时由医生核对病人身份信息，彻底杜绝号贩子。”葛明华说。
打击黄牛：建议大幅提高挂号费
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既承认了医生的价值，同时也设立了一个门槛，比如那些慢性病，用不着来北大医院看病的病人就别来了。”刘玉村说，“保守估计现在300万门诊量里有至少100万人次是没必要来的，但是北大医院挂号费不贵，取药方便，服务便捷，他为什么不来？如果提高挂号费，门槛稍微高一些，自然就挡住了一部分人。”
与之呼应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凌峰表示赶走号贩子，应从体制突破。号贩子问题反映的其实是医疗体制问题，倒号现象并非全国普遍存在。她表示，根治号贩子必须改变当前全由政府定价的医疗体制，变成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对于一部分稀缺的医疗资源，应适当放开市场调节的空间。
很明显如果按照现在医疗分布不均的现状，如果政府主导，由市场调节，无疑挂号费会比现在要高。号贩子的存在，就是当前由于挂号费“太低”的缘由，但是这样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开放市场空间，会不会导致原本就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升级，让百姓看病过程更不容易呢？值得深思。
打击黄牛：严惩不贷“重典”来治理
除了严格落实实名制，提高挂号费等，也有委员认为应该用“重典”来治理号贩子。全国政协委员王执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应该做一个新的司法解释，作为扰乱社会秩序、扰乱医院正常医疗秩序方面进行治理，这样就师出有名、惩罚就有威慑力。
关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号贩子”，持严惩号贩子的观点，值得关注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的提案。方来英建议，目前，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号贩子尚未入刑，“而号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
方来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号贩子在一些医院周围，通过多种手段，获得专家医生诊疗的权利，并加价转让牟利。在这种交易之中，扰乱了医疗秩序，危害了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冲击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任何资源紧缺都有贩子存在，但医院周边号贩子的存在，破坏了基本民生领域，打乱了事关生命、公平公正获得国家保障的机会。”方来英说，医卫管理相关部门将通过调整内部医疗卫生服务流程，来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
方来英认为，这种活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交易。号贩子倒卖的是就诊者和诊治者之间的合约，这种合约，是通过支付一定货币获取的。因此，合约的标志——挂号单，本质上就具有了有价票证的特点。
在号贩子的倒卖活动中，有加价，有货币往来和合约权利的转让交换，而且，不是个体的一次性的交易，而是长期的、有目的的交易活动，这是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同时，逃避了税收监管。方来英建议，在刑法修订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维护公民公平公正地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
打击黄牛：实施分级诊疗从根源上杜绝
针对医院“号贩子”现象，全国政协委员黄光苗今年两会带来的提案中，有一个是关于医院挂号的。黄光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调查研究发现：首先，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老百姓都愿意到大医院看病，但没有建立完善的挂号制度，使号贩子有机可乘。其次，目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尚在路上，还没有建立一台既治标也治本的管理制度。
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推行分级诊疗。黄光苗委员向媒体者表示，他建议国家卫生管理部分要加大医疗资源建设，多建设一些医院，各卫生大专院校增强对医护人员的培养。要推行分级诊疗制度，使患者得到有序的分流。
一方面，推行预约转诊的服务模式，老百姓先在社区就诊，需要转诊的再通过社区医生、家庭医生来预约、优先就诊。另一方面，加强舆论监督，建议新闻媒体加大对打击“号贩子”的舆论监督，在全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从本质上缓解挂号难，打击号贩子，分级诊疗或是最佳的良方。在2016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就提出，实施分级诊疗是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性制度设计，事关医改成败。今年要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和农村流动。
据了解，2016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提高的部分，将全部用于全科医生（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助力分级诊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