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17日，《健康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评论员创收提成号角从这里吹响文章《提高医务人员待遇的可行办法》。该文核心提示：由国家拿钱来提高医务人员的工资这种办法行不通，但在商品经济环境下，通过“创收提成”来改善医务人员待遇，是一个能为社会接受的办法。（社会是否接受，大家感觉去）如今，整整26年过去了，合理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并没有走向正轨，而“医院创收”却愈演愈烈。显然，公立医院创收提成的号角是从这里吹响的。
回望历史，会发现我们很冲动。30年前，“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允许有条件的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在保质保量完成承包任务”风靡一时，口头上并没有忘记把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际上一直鼓吹“从事有偿业余服务，有条件的项目也可进行有偿超额劳动”，“卫生防疫、妇幼保健、药品检验等单位对各项卫生检验、监测和咨询工作实行有偿服务的收入，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政府“给政策，不给钱”，允许医院“以工助医”、“以副补主”、“有偿服务”。所以，该头版头条也是当时政府不投入的政策下，鼓励医院搞“创收提成”。
新医改五年，“创收提成”口头要禁止了，而实质上“创收提成”并没有停止。今年一纸《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并没有遏制公立医院扩张势头。人们在问：能遏制吗？殊不知，政府并无意在遏制。为什么要遏制呢？遏制，我政府不是要付出更多吗？公立医院在想，没有扩张，没有设备，哪来患者数量的增长？我何以与民营医院对垒？不“创收”，医生待遇从何而来？医院如何生存与发展？然而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立医院发展模式就固化在——“创收提成”四个大字！诚然，“创收提成”最大的收益是国有资产增值了，是我们院长与政府常常津津乐道的！而“创收”带来的“大处方”、“大检查”医生提成了，群众“看病贵”的灾难深重了；外加“薄利多销”下，医务人员的劳动强度极度增强，医生尊严每况贬值。悲壮呀！
“创收提成”使公立医院公益性成色渐减，是医生的行为逐步走向市场化，“创收提成”也就顺理成章了。诚如26年前的这篇文章的评论员所说：“不少防保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有偿服务，收到良好效果，初步改变了预防保健工作单独依靠国家补助的状况，卫生防疫人员也能从创收提取一定报酬。不少人员多，病人少，越办越穷的乡镇卫生院，把多余的非卫校人员组织起来搞副业、办工业，实行以副养医、以工助医。”这些都说明，依靠创收提成来改善医务人员待遇是切实可行的当然。不要忘记：这是1988年——全民经商的时代！
曾有人提出两个有趣的公式，第一个是“不合理的制度→不合理的创收手段→努力达到收入水平的期望值→尽力不要被文明社会应有的公平合理拉下太远”，第二个是“不合理的制度→合理的手段（追求极端道德不搞创收）→必然达到不合理的结果（医生成为低收入人群）→医疗队伍低素质化、荒漠化、医院散伙→患者受害”。现实呀！孰轻孰重，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所以，“创收提成”虽是院长们在政府投入不足之下的无奈之举，也是只能成为“最正确”的选择。可是，我们依然不能忘却一个事实：通过创收提成获得高收入并不符合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属性。我们也非常清楚，“创收提成”并未给医务人员带来真正的高收入，反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过度治疗、过度检查、过度用药等等违反了公共伦理，制造了社会矛盾。
事实上，政府投入不足，通过虚高作价大大地提高了药品的市场价格，而对医疗服务价格控得很紧，低到连一个普通的生活服务价格都不如！医院又要“创收提成”，只能让医护人员带着枷锁为“薄利多销”——开单！“创收提成”变相地到越来越露骨地变成了“开单提成”。医护人员成了医院“创收提成”的马前卒，而患者倒成了这种制度下的牺牲品。医改让人们渐渐感觉到是在改医院、改医护人员，“医”要不要改呢？要！这是医改新方案提出的：充分发挥医生的积极性。积极性何来？可不能通过增加工作负荷和在“创收提成”的路上继续下去呀！
医改新方案提出要回归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方针应该没有改变，“创收提成”显然就不适时宜了，政府认真地、老实地履行责任才是正道。 “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强调的是政府与市场的责任划分——技术与服务是根据市场来定价，公益性需要政府来体现。当前一些地区政府公然冲破公共管理的底线，美其名“非禁即入”（实际上是禁止的也无视了），鼓吹公私混合“创收提成”，甚至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融资到公立医院的大型设备中，共同牟利分成，这是哪门子改革呀？！如其这样，倒不如将公立医院像宿迁早年改革一样——都卖了，这样就不会被人诟病，你爱咋提成，自己提成去。
医改不要再来回折腾了，不要再折腾医护人员，更不要再折腾百姓！中国医改不可乱不能急，一定要坚定信心，合符规律，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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