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科院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心血管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卫生计生委心血管疾病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胡盛寿在5月24日专门就大型综合医院改革问题，从实践操作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言。
随着国家医保水平的提升，以及日益激增的病人频频涌入大医院就医的现象出现，胡盛寿认为，在这种情势下，业内必须反思这部分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功能定位究竟是什么。
而且，进一步从临床医学的专业角度探究，未来有关部门大范围的干预、预警预测以及制度的研究是未来中国临床医学研究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创新研究机制
长久以来，医疗资源一直达不到有效下沉的愿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此前采访的信息，即使推出多年的医联体，截至目前，亦在踯躅中前行，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分级诊疗体制。通俗地讲，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尴尬局面。
为求破解之道，首先应该回溯本源，追问大型公立医院究竟应该如何发展。
事实上，公立医院的天职，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所以各级各类公立医院最核心的目标是基本医疗服务，当然包括公共卫生。
在上述基础上，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公立医院，可能有其他的附加责任，比如一些大型公立医院可能有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职责。
正如梁万年日前所言，“如果公立医院上下通吃、包打天下，从基本到特殊全部吞下去，那这样定位肯定不明晰。定位不明晰，政府的职能很难说清楚。另外遇到社会资本办医，也很难有空间让它健康可持续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明确大型综合性医院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接下来就是深入构建大医院本应有的科研领头者功能。
胡盛寿从一名专业人士的角度建言，如果要想构建高水平的医学研究，必须创新目前的机制。
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目前大医院科室过度的细化，导致了分散局面的产生，各自为政，缺乏交叉融合，针对这一点，胡盛寿从实践层面作出了一个探索，也就是尝试把小规模的科室进行整合，形成一些重点的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进而形成了在科研和临床相辅相成这样一个基本的工作关系。
而且，关键还要保证这种中心能够实施，进一步开始探索实行双轨制，也就是病房和中心之间区分清楚，病房主任是医疗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而大医院最重要的工作还在医疗上，中心主任是学科发展的第一责任人，分清其责任，将二者进行有效区分，在资源配置，准确预估将来可能面临的问题，比如不同科室对硬件设施以及医学设备的投资要求等，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过来看，如果不探索上述双轨制，每一个教授都去要设备要场地，身为最高管理层的院长就很难作出决策，所以须在这两者之间展开有效的区分。
调整人才布局
“简单说中国的医改对国家级、省级研究中心，定位和目标非常明确。我们这里的体会，科研文化两栖人才建设是国家医学研究中心的一个关键。就我们的目标而言，应该讲任务蛮艰巨，但是任重而道不远。”
进一步细化探究，在功能定位这一系列大方向明确的基础上，持续的实践探索还要深究至人才机制构建的层面上。
在实践推进双轨制和大医院科室中心整合制的基础上，接下来应该重点培养所谓的两栖人才，也就是两栖复合型人才。胡盛寿拆分阐释道，从医师类型来看，一个老大夫，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学科带头人，以后加大力度培养所谓复合型人才才是必须。
而在过去几年当中，依旧以阜外的实践探索为例，已经培养出了一批45岁以下的医师队伍。这部分医师临床性很强，学科研究又有一定功底，这些人来作为将来专业领域带头人较为合适。
根据学科的发展需要，大医院需要制定出针对性的计划。“比如说在阜外医院，我缺的是心血管学者代谢异常，或者细胞代谢异常，就需要 （引进这方面的人才）。”胡盛寿认为，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人才，强化所谓的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以期夯实孵化器的作用。
从医保基金的使用成效上来看，专业基金应该重点提供给相关领域内的学科带头人，并倡导所谓的自主研究和国家层面的一些基金去自主申请。“毕竟实施一项资源配置就要对应拿出一样东西，否则这个资源就要浪费。”
以阜外的实践考量为例，接下来，在调整布局和人才结构搭建方面，将实行重点转移的路线。
“比如像内分泌科室，我们探索将心血管和糖尿病联系在一起，专门搞了有针对性的团队，去做对应的疾病前期干预，使得少得冠心病和不得病。”胡盛寿直言，目前在这种操作模式上，相对缺乏专业型的人才。
另外，在资源标准的建设上，考虑到现在疾病愈加朝着所谓的视频化来发展，未来需要建高水平的分子诊疗中心。而分子诊疗医学的发展，很多大的科学中心都已经建立起了所谓的高通基因检测。
结合中国的实践情况来看，阜外已经建立起了中国心血管的中心，接下来，就要继续结合目标人群，针对性开展临床研究，充分发挥所有资源的优势，才能真正为大医院未来准确的功能定位及良性发展奠定基础。
原标题：院长眼中的医院改革：明确定位 搭建高水平医学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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