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冲动下的粮食安全隐患
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从最肥沃的鱼米之乡变为最发达的工业城市群，中国粮食的主产区逐渐集中到了北方。辽阔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辽宁辽河出海口等地区，承担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2009年，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任上调往吉林任省委书记。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即是确保粮食安全。
像吉林这样的粮食主产省，全国一共有13个，下辖800个粮食主产县。
“农业也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一些产粮大省，中央管得很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绝农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诱惑和冲动。”
自2004年以来，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央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建立起农业补贴制度，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传统的“财源”基本上“枯竭”。这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
根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以黑龙江与广东两省为例：2009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4353.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136.2公斤；广东粮食总产量为1314.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别是后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龙江省一般预算收入641.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441.3亿元；而广东省一般预算收入3649.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3130.6亿元，后者分别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
为了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但这并没能带来多数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上差距的明显缩小。“国家每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但李国祥到下面调研发现，“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真正到县里，大约只剩1000万。”
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
“对工业发展的冲动，以中部省份为最。为什么要搞工业化，为的还是税收，当然，另一方面也为了提供就业。”李国祥说。
这样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了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甚至绝收。
2006年，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者合计1.85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1/10以上。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调查数据，而全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在此之后。
据媒体公开报道，2006年7月，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联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但这一数据至今未曾公布。
而根据《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中引用的最新数据，中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总面积的近20%。该报告描述，城郊农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矿区周边农田遭受矿渣和有害采矿排水污染，工厂周边农田遭受工厂排放污水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
李国祥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相对而言，土地污染最为严重的是长三角、珠三角；黑龙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为安全，那里的工业不发达，外资不好引进；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这些年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工业化冲动最强。“那些中部省份的粮食主产区很多都在暗地里引入污染的工业。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部省份如能及时制止引进污染工业，还来得及改变现状。”
但在李国祥的长期调研中发现，地方的环保部门与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若超标排放，罚完款之后继续排，执法部门则以罚款支付工资，解决经费问题。“我到广东的一个乡镇调研，乡镇下面的环保政策执法部门一共有30多人，哪有这么多预算养活他们，就是靠罚款过日子，养活政府官员。”李国祥说，“农业部门关心的是粮食产量，只要产量能保证，其他的则次之。”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
李国祥不无担忧地说，如果粮食主产区也像经济发达地区一样，普遍地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这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维持自给，人从何来？
活在“谁来养活中国”阴影下的中国农业从业者，一直在寻求更好的解决粮食安全的出路。
走出去似乎是一种选择。
然而，中国农业走出去喊了这么久，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现在看来，更多地局限于传统思维，购买或租赁别国的土地进行耕种。但因为土地问题过于敏感，加上使用化肥和农药可能带来的污染，所受限制越来越大。
陈锡文认为，其实可以拓宽思路，借鉴四大粮商的做法。
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基（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这四大粮商被简称为“ABCD”，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ABCD的基本做法是，什么地方是大粮仓，就在什么地方建仓库、建码头，物流中心建起来，当地农民增加的粮食产量就归它了。于是，他们掌握了粮源、掌握了贸易、掌握了价格。而我们非要自己去买地租地。”
然而，中国的粮食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呢？
首先，全世界粮食供需矛盾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一般不足3亿吨，大豆贸易量大约只有1亿吨，两项合计只有大约4亿吨。而中国目前一年粮食消费量已经超过6亿吨。“即使中国有钱，将全球能用于出口的粮食贸易量全部买回来，也不够吃半年，自己不解决怎么行？”陈锡文说。
无论如何，中国应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
陈锡文认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科技创新，需要经营体制创新，需要国家的支持保护，需要形成完善的农产品体系。”
2012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农业科技创新被突出强调。
然而，人才是一个大的瓶颈。
马荣荣感慨，他的研究所招人，一年比一年难招。
“人口的总体流向总是往高利润的行业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高端人才大多进入了房地产、信息、金融等领域。这30年，农业人才严重流失，相当严峻，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人们宁愿下煤矿挖煤也不愿意种田了。挖煤已经是最苦的活了，但还是比种田赚钱啊。”
每次参加浙江省人大会议，其他行业的人便会问，“老马，你们这样种田，一亩田有多少收入呀？”马荣荣说，一亩利润700块钱。他们很惊讶，怎么才这么一点？“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而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这些年，国家出台了两条政策：提价和补贴，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这个传统产业，保住这个产业，“否则它会彻底崩溃”。
当然，马荣荣有信心，人的问题，国家一定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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