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必须大力遏止的不良势头，其危害绝非仅是农民工个人利益遭受损失。不少学者认为，由于缺乏预筹积累，中国的退休保障体制已经成为公共财政最大的隐患，并且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短期效果和长期稳定。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中肯的判断。事实上，也正因如此，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较大范围的农民工退保，显然与此战略目标相背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工之所以宁愿放弃未来保障，表层原因无外乎老生常谈中那么几条，如累计缴费年限过长、保险关系难以转移、财政补贴力度不够，等等，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因此，如欲解开农民工不愿参保的困局，需从更深层面挖掘原因并据此进行针对性整治。
在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大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被广泛证明为十分困难，其原因可大致归纳为两条：其一，从需求角度来说，由于不同群体之间差异过大，造成参保意愿非常模糊，很难给予有效满足；其二，从供给角度来说，由于政府可资调动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社保体系本身的治理亦存在不足，由此造成保障水平不高、正向激励不足。
基于“渐进”、“实用”等经验，中国的社保体制从其发端就被分设为“城保”、“农保”两种模式，继而又因为地区发展存在先后，不同地区依据自身条件试验并发展起了更多类型的下一级模式。有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有13个省、市、自治区实现省级统筹，其余地区则实行市级统筹甚至县级统筹，全国相对独立的统筹单位多达2000多个。
相当一段时期内，农民工因其亦工亦农的特殊身份而被“遗落”在社保体系外(有资料显示，2001年时，东莞实际外来工数量超过400万，但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85万人)。近些年来，随着各级政府不断重视“三农”问题，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为进城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只不过，由于这项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较差，其在实践中仍有许多待改进的地方。
农民工退保其实反映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与现行养老体制固有属性之间的系列矛盾，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农民工工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们很难在一个城市长期、稳定、连续缴费，而各个统筹单位间由于缴费基数和缴费比率各不相同，又很难进行对接转移，我们认为，化解这组矛盾应该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任何成功的制度设计都应注重可行性，同时还应为后续改革留出足够的施行空间，具体到农民工社保问题，当前亟待加强的工作应包括：一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逐步推行按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先于全国统筹，国家应加紧出台关于社会保障管理的统一政策和办法，各地区则应在统一指导下逐步增强其社保体系包容性、开放性，有条件的都市圈(如长三角)可先试先行圈内统筹，从而为其他地方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责任编辑：姚青)
按疾病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