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退保是一种无奈选择。表面上看，是因为养老保险属于“地方粮票”，无法在全国“通存通兑”，而其背后的实质问题，则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所说，是“地方利益”在作怪。退保只能退回自缴部分，企业缴纳部分则滚入地方社保账户，深圳市2007年退保87万人，即使按最低工资800元计算，企业每年为每个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也接近1000元，即使每个退保人平均只交了一年保险，也意味着一年里退保人就把8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
深圳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亦如此。于是，各地政府对于农民工退保大开绿灯，积极性很高，而对于养老保险转接，则有抵触意识，设定了很高的门槛。实际上，我们没法指责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思维，地方政府部门确有难处，而且，养老保险转续涉及地方政策的衔接问题，并非某一地政府就可以解决。
很显然，问题出在养老保险“地方统筹”这一国家政策上，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养老保险制度明显不适应我国人口频繁流动的社会现实。我国人口频繁流动始于上世纪80年代，而令人费解的是，养老保险“地方统筹”政策的依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是1999年制定发布的。这个时候，人口频繁流动早已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人们对此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而此时出台的法规却无视这种现实，从一开始实施就遭遇尴尬。这与其说是一种“立法缺陷”，不如说这是一种“观赏性立法”——更注重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的“观赏性”，而忽视了这种“纳入”是否能真正给农民工带来好处。
与农民工参保极为类似的，是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问题——看啊，我们尊重农民工，让他们享受市民待遇，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到城里来上学了，很多地方政府还把农民工子女上学纳入了城市教育规划之中(如同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可是，农民工子女在城里上学是没问题的，但要想在城里参加中考、高考就不行了，以至于其中的一些孩子最后无处参加高考。农民工是流动的，他们的子女也是流动的，可我们的相关政策却与这种社会现实明显不适应，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仍处于“不适应”状态。所谓允许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就成了一项“观赏性”很强的政策，与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观赏性”异曲同工。
人口频繁流动是我国当下最大的社会现实之一，可我们有多少政策滞后于这一现实？又有多少着眼于这一现实的政策只具“观赏性”而不具“实用性”？几亿农民工是崛起中的社会利益群体，这也是我国当下最大的社会现实之一，他们的“利益”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矛盾就无从根本化解，就会影响社会和谐，最终影响其他群体的利益。对此，我们切不可不察。
（责任编辑：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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