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艾滋病：从国外到国内
2005年，哥伦比亚特区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政府聘请了前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Marsha Martin，他曾出访世界各国，研究它们的防治知识。而后，特区又请来曾经在非洲磨练过的艾滋病专家。现在，哥伦比亚特区的防治工作由George Pappas来领导。
“PEPFAR计划给非洲和亚洲的国家来了科学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数据之上。现在，你可以说我们是‘出口转内销’。”Martin说。“我们到外面转了个圈，现在回来解决国内问题。”
或许，对华盛顿的艾滋病抗击影响最大的是Martin的继任者Shannon Hader，她曾出任美国疾控中心的津巴布韦项目主管，以及PEPFAR计划的高级科学顾问，后来她成为哥伦比亚特区艾滋病管理处主管。
“在国外亲眼目睹了这么多巨大的转变和成功案例之后，回来却没有看到国内取得多大的进步。这非常烦人。”Hader说。“我们需要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现在的情况不妙。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是时候向前一步走了。”
Martin和Hader的主要合作伙伴是Alan Greenberg，他是Hader疾控中心的同事，现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流行病与生物统计学教授。2007年下半年，哥伦比亚特区的艾滋病管理处发布一份报告，对本地艾滋病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数据。这是五年来第一次发布这样的报告。
这些新揭露的数据显示，受艾滋病问题困扰的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依照这些信息，Hader告知相关组织部门需要改变策略。她希望他们可以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整个东南区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而不仅仅是国会山南面的安那卡斯迪亚河地区。她同时要求他们在国会山附近的社区开展更加积极的外展工作。
这些治理理念，很多都是受到非洲经验的启发，开始在哥伦比亚特区仓促的开展贯彻起来。这些组织决定与诊所和医疗服务中心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保证任何人一旦被检测出HIV显阳性，即可马上接受治疗。同时，他们与宗教领袖合作，让宗教领袖在布道传教时，增加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堂和教会甚至开设“检测日”，方便教区的信众——或是社区里的任何人——前来参加HIV检测，以了解自己的状况。
他们也与八个医院中的六个订立了新协议，根据协议，医院将会默认自动为所有病人提供HIV检测，除非病人拒绝参与。各类组织开始培训更多的外展工作人员，然后把他们派遣到行人密集的地方去，譬如地铁站外。而最近，他们开始在车辆管理局的地盘常驻，向行人派发杂货店的礼品卡，以鼓励行人参加HIV检测。
2006年，哥伦比亚特区共有42000人参加HIV检测。
2010年，110000人参加了检测，足足增长了261%。
其它令人振奋的迹象是：整个特区2010年新增HIV感染人口降至的825人，而此前一年增长了861人，同比减少了4%；2009年仅有75%的艾滋病病人接受治疗，而2010年增长至84%；与此同时，在这些接受治疗的病人当中，无法检测病毒载量的病人增加了三分之一——大大减少了向其它人转播病毒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哥伦比亚特区在抗击艾滋病问题上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能充分肯定局势被扭转之前，政府希望看到好转的迹象持续下去。“如果要肯定HIV感染率已经大大下降，我们还需要看未来几年的统计数据。”Greenberg称。
前进的绊脚石
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许多初级保健医生拒绝为病人定期检测HIV，另外两家医院也没有提供日常的HIV检测。据估算，哥伦比亚特区大约有20%的艾滋病病人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年轻的男同性恋者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感染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时，特区仍然需要阻止更多的人中断治疗。
“在让病人接受治疗方面，我们的确做得很好。”特区现任的艾滋病管理处主管Pappas说。“但他们不会长期接受治疗，而是常常中途而废。而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停止服药。”
而这些理由正反应了艾滋病抗击工作的难度之大。被检测出HIV呈阳性的人当中，一些人无家可归居无定所，一些是酗酒者和瘾君子。但也有它原因，比如病人害怕自己的艾滋病问题被身边的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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