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短片)
陈曦：
从病人角度来讲是不能去责怪病人，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感染了对不对，因为要是我去做检查才知道。
解说：
发现感染者并且告诉他们，对于从事艾滋病防控的工作人员这很关键，但并不轻松，一直尊重个人隐私权的自愿检测原则，不得不面对这个尴尬。
陈曦：
我们从1992年发现第一例现在是23000多个感染者，接近24000吧，主动来做的人发现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大概是不到10%，主要的几类来源，一个是临床，另外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对监管场所的(检测)，像吸毒的、强戒所的等等，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主动做的，像男同性恋这一块。
解说：
潜在的感染者自愿检测动力不足，这是现实，湖南省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科长陈曦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陈曦：
在高流行地区我主张应该是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在有些像住院病人也好，在一些体检也好，能够主动增加一些检查项目，但是像一些中部流行的包括低流行的省，那么重点就是要在高危险人群，特别是要玩主省际之间这种流动人口。
解说：
这些可能的措施依旧是针对着重点人群，而坚持自愿为主依旧是有赖于对自身病情不自知的患者，如何迈过心理这道坎儿。
陈曦：
很多高危人群也好，感染者也好，他现在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些思维模式，可能我来正规单位去做检查现在疾控中心搞监测，他就认为是搞监视，实际不是这样的概念，我也不会到你单位找麻烦，从感染者这个角度，他更多有一个羞耻感，我得了这个病，我违反了道德，然后我自我谴责。
解说：
而即便艾滋病患者能够通过检测及时发现自身病情，他们仍要面对社会环境带来的日后生存困局。
陈曦：
就业有个体检，什么传染病不准录入，就学的话，外部的学生家长有意见，他也有可能传播给其他的孩子，就医的话呢，现在确确实实现在有一定的难度，比方享受低保的问题，按道理，吸毒本身是不能享受低保，因为你有钱吸毒你为什么没钱吃饭呢，但是你得了艾滋病就是，疾病这一块可以享受低保，如果你把它搅和在一起那你任何时候都说不过关了，所以一事对一事，政策掌握水平也要提高。
解说：
由此可见，一个实名制似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真的要提高实名制的效果，所依赖的是一个社会的体系的支撑，而这些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白岩松：
针对艾滋病的实名制检测，其实社会上的声音似乎也黑白分明，比如说专栏作家连鹏就觉得，在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配合，以及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就对艾滋病检测采用实名制有些草率，也不利于防艾事业。但是请注意《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曹林有自己的看法，现在有一种将艾滋病携带者隐私权绝对化的取向，宽容有点超出了限度，隐私权当然重要，但公众的知情权同样重要。艾滋病不仅是个人的事，因为它的传染性会侵犯别人的利益，相关者有知情之权。这是他的看法。
(现场连线)
最后还是要连线一下吕繁主任，吕主任可不可以针对这样实名制的检测不是采用强制性，而是用增加吸引力的方式，您只要实名制我给你的治疗等等各方面免费的提供非常优厚的服务，而且谁要泄漏你的隐私要坚决处理，我们可不可以采用这种渐进式的方式呢？
吕繁：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实际上一个政策的规定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可以有若干的操作的办法，包括你刚才说的通过激励的机制，来吸引他能够进行实名的检测，实际上还是回过头来，除了这样一个鼓励的政策之外，正确引导特别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改善这种环境，减少感染者和病人的担心应该是最根本的。
白岩松：
其实我们现在只要是实名制检测就得到治疗等等已经是比较优惠的，是在实行的。
吕繁：
确实。
白岩松：
好非常感谢吕繁主任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来向我们解读这样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两难的问题。说到艾滋病有两句话必须要说，第一句话是大家都知道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但是只在那一天关注艾滋病的情况的话，恐怕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需要的是365天都要持续的去关注。
第二个，围绕整个艾滋病检测的实名制，大家在讨论黑白、对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观念，如果全社会对艾滋病毒的携带者都不再用歧视的眼光去看待的时候，其实实不实名制已经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责任编辑：梁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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