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联合439名代表共同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议案的中心内容为“严刑峻法杀无赦、倾家荡产一场空”。(3月11日《中国青年报》)
首先，我非常赞成王立军代表的提议，没有严刑峻法，不让违法犯罪者付出应有的代价，难以震慑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对受害者也有失公平。以我们老百姓的理解，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对人民健康的侵害，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生产经营者明知他们的违法行为会伤害人的身体、危及人的生命，却仍然为之，故意的性质是明显的，那么要不要对这种犯罪“杀无赦”，并使之倾家荡产，立法上很有必要考虑。
然而，对任何违法犯罪都应以防为主，将源头堵截作为重点。那么，严刑峻法的所指，首先要对准的不应是违法经营者，而应是监管渎职。
无良资本者无限追逐利益至疯狂时，是“敢于冒上断头台的风险”的，而历史的经验也一再告诉我们，任何严刑峻法从来都不曾令违法犯罪现象消失，那么，从源头堵截食品药品违法的路径，对日常监管增加砝码就更重要。而事实上，监管不作为，行政执法失职渎职，也是导致食品药品违法现象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直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是，检查假冒伪劣产品生产经营的主体已经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媒体;消费者举报违法问题往往不找政府部门，而多是把向媒体爆料作为维权或揭露黑幕的首选;更令人困惑的是，记者能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总是被“蒙在鼓里”;更有甚者，媒体这边已经曝光，人证物证俱全，执法部门的回应却往往是能拖便拖，能捂则捂。小学生调查发现有毒蘑菇大量存在，面对执法部门稳坐钓鱼台的无奈，只好是小学生自己去寻求路径求得权威鉴定报告，然而在权威报告面前，执法部门仍坚称“天下无事”。
“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办贼人当然要有法为据，可如果没人捉贼，纵有严刑峻法，又能奈何?
而监管不作为、渎职问题的顽固则因成本甚低，这几年食品卫生事件频发，有些事件已经把天给捅了个窟窿——比如“有毒奶粉”问题，不论奶品行业还是国家，均损失惨重，国人无不人心惶恐，谈之色变，问题的严重性简直可以说无以复加。然而负有监管失职责任的各级大小官员，不是全身而退，就是闪电复出，甚至不乏带病升迁的。如此安稳的监管体系，责任动力从何而来?所以，只对违法者“杀无赦”，而没有对监管渎职的严刑峻法，恐怕不行。
（责任编辑：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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