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1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定眩丸制作技艺”赫然在列。
一项技艺得以入选,背后往往站着一个人。定眩丸制作技艺的背后,是名老中医华占福四十年的行医与探索,也是他与兰州佛慈制药携手,将个人验方定眩丸转化为济世良药的传奇。
从1945年拜师学医,到1984年与兰州中药厂(佛慈制药前身)合作开发,再到1990年验方通过国家卫生部科研鉴定,直至2024年,定眩丸制作技艺入选省级非遗——华占福与这张方子的故事,跨越了将近八十年。这八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变迁,医药行业亦几度沧桑。但有一件事始终没变——一位中医人对临床的坚守,和一家百年药企对品质的执着。
正是这份“不变”,让这段跨越八十年的故事,有了落笔的理由。
一、从榆中少年到中医大家:华占福的从医之路
一切,要从八十多年前那个黄土高原上的少年说起。
1927年11月15日,华占福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这个地处黄土高原的县城,自古便是陇上重镇。1945年,18岁的华占福拜师学医。那个年代的中医教育,还没有今天这样系统的院校体系,学徒跟师,靠的是口传心授、耳濡目染。白天跟诊抄方,夜晚灯下读经典,几年下来,华占福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功底。1947年,他开始独立行医,在榆中县开办了“康五诊所”。
不过,一名中医人的成长,并不止于一方诊室。1953年,华占福进入甘肃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一年。结业后,因成绩优异被留校任中医妇科教师。这段经历,让他从一个临床大夫,转变为兼具教学能力的中医学者。1958年秋至1960年春,华占福赴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研究班深造,系统研读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大经典”,并受业于秦伯未、任应秋两位中医大家。两位前辈的传业解惑,为华占福此后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此后,华占福在甘肃省中医学校任教四十余载,先后编写了《中医临床常见病学》《中医妇科选要》《中医妇科学》等7种教材,发表论文20余篇,曾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甘肃分会副会长、甘肃省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第一二届中医药技术人员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等多项职务。但他最看重的身份,始终是“医生”和“老师”。
讲台与诊室,构成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日常。然而,真正让华占福在中医界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并非这些头衔与著作,而是他在眩晕领域四十年的坚守,以及与佛慈制药联手将定眩丸验方转化为济世良药的传奇。
二、四十年坚守:从临床验方到济世良药
这份坚守,要从中医对眩晕的认识说起。
中医对眩晕的认识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朱丹溪更进一步提出“无痰则不作眩”。千百年来,历代医家围绕“风、火、痰、虚”四大病因,不断完善眩晕的理法方药。
华占福的贡献,在于他将这些古老的理论,在四十年的临床实践中不断验证、总结、改良,最终凝练为一张行之有效的验方——原名“祛痰克眩丸”,后更名为“定眩丸”。据记载,华占福曾三次赴内蒙古乌海市中医院义诊,也曾三次赴重庆中医院会诊。每次义诊和会诊,来找他看眩晕的病人都一次比一次多。更让他感触的是,第一次登记看病的眩晕患者中,那些当时没有接受治疗或错误选用保健品的人,等到第二、第三次义诊时再来查询,病情已经有了明显加重,甚至有人已经瘫痪。
这段经历,让他痛切地意识到:眩晕不是小毛病,它是重大疾病的早期信号。好方子不能只停留在一个人的诊室里——它必须走出去,惠及更多人。
华占福的决心,在1984年迎来了转机。
1984年6月,兰州中药厂(佛慈制药前身)与甘肃省中医学校华占福副教授正式合作,着手将这首甘肃省名老中医治疗眩晕的经验方,开发为现代中成药。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携手——一边是四十年临床积淀的名医验方,一边是拥有半个多世纪制药经验的百年药企。
佛慈制药并非寻常药厂。这家1929年创立于上海的企业,以“科学提炼、改良国药”为办厂宗旨,首创中药浓缩丸剂型,开启了中药工业化生产的先河。1956年,佛慈内迁兰州,与陇药发源地血脉相连。到1984年与华占福合作时,佛慈已积累了近六十年的制药经验,拥有成熟的生产工艺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六年的联合攻关,1990年,经甘肃省卫生厅组织6家大医院临床验证,该验方通过国家卫生部科研鉴定,正式成为国家·级新药。一张在诊室里摸索了四十年的经验方,至此完成了向现代中成药的蜕变。
方子成了药,疗效仍是最终的裁判。依据《新药审批办法》的要求,2003年1-5月,定眩丸在甘肃省中医院、兰大一院、甘肃省建工医院进行临床试验,观察眩晕患者261例,总有效率达。
更值得一提的是对难治性病例的考验。临床试验采取自身对照的方法,经甘肃省中医院、甘肃中医学院门诊部等四家医疗单位临床提供76例眩晕患者治疗情况的统计分析:在分别采用天王补心丸、安神补心丸、川芎茶调丸、天麻头风灵、杞菊地黄丸、汤剂和安定、谷维素、茶苯海明、眠尔通、降压药等中西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停药1-2周,改服定眩丸,有效74例,无效2例,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当常规治疗束手无策时,这张在临床中磨砺出来的方子,依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从1984年立项,到1990年获批,再到2003年的大样本临床验证,定眩丸用一张方子的旅程,完成了从个人经验到公共良药的跨越——而这,正是华占福四十年坚守的延续。
三、一个中医人的启示
在当今语境下回看华占福的故事,有几个细节值得深思。
第一,经典名方不是实验室里“发明”出来的,而是在病人床边堆出来的。从1947年行医到1990年验方鉴定,华占福用了四十多年的临床积累,这不是任何速成方法可以替代的。
第二,传统中医的现代化转化,需要一个完整的链条——从个人验方到医院验证,从卫生部鉴定到药厂生产,从工业制造到非遗保护,每一步都不可或缺。定眩丸的诞生,恰好串起了这条链条的每一个环节。
第三,非遗认定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一项技艺,更在于提醒社会:这些用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生命换来的智慧,值得被认真对待。
华占福的故事,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代中医人的缩影。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头衔,没有光鲜的实验室,但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临床坚守,为中国医学宝库留下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四十年,一张方子。这大概就是“大医精诚”最朴素的注脚——也是2024年冬日的名录上,“定眩丸制作技艺”六个字背后,最沉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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