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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第二天洪城教授来查房，那位湖南汉子突然跪在了地上。
他说不出别的话，只反复念叨“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已经五年没有平躺睡过觉了，一躺下来就喘不上气，只能坐着睡。夜深人静时，为了不影响家人，他常常独自坐在黑暗里等天亮，他说简直“生不如死”。
他跑遍了当地的医院，先后被诊断为慢阻肺、尘肺，药吃了不少，病却越来越重。直到来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介入科 ，洪城教授团队为他明确了真正的病因：纤维纵隔炎—纵隔内异常增生的纤维组织，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肺动脉。
支架植入的当天晚上，他第一次平躺下来，睡着了。
被遗忘的“第二条循环”
“大家都只关注高血压。”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介入科科主任、呼吸科科副主任洪城说，“可人体有两条循环。”
大循环（体循环），是血液从左心泵出，携带着氧气和营养奔赴大脑、心脏、肾脏、四肢，维持着生命的运转，由此引发的心血管疾病老百姓耳熟能详。
而小循环（肺循环）却长期被忽略。它的任务只有一个：把我们吸进的空气，变成血液里的氧气。没有它，脑细胞缺氧三分钟就会死亡，心肌细胞同样如此。
“问题是，肺血管深埋在肺里，不像体循环能用血压计测到。”洪城说，”老百姓不知道，基层医生也不一定知道。你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怎么会往那方面想？”
肺动脉高压、肺栓塞、肺血管炎以及先天性肺血管畸形等一类肺血管疾病，就这样成了最容易被漏诊的疾病之一。
尤其是肺动脉高压，它的症状太普通了，活动后气促、走远路喘、上楼梯喘、提重物喘。洪城说，“自己一个上午的门诊，三十多个病人里十几个是肺动脉高压，绝大部分都是走路上楼觉得喘不上气”。可这些症状，冠心病有，慢阻肺也有，老年人更是常见。于是它被一次次误判，一次次错过。
数据能反映我国肺血管疾病防控现状不容乐观。
根据王辰院士团队在《柳叶刀》子刊发布的一项2021年覆盖全国5101家医院的全国性研究显示，我国肺栓塞（PE）住院患者发病率达14.19/10万人，人群死亡率达1.00/10万人。这个数字相比二十余年前已呈数倍乃至十余倍增长——背后是老龄化加剧、肿瘤患者增多、ICU救治能力提升，以及CT肺动脉造影（CTPA）普及后漏诊大幅减少的双重作用。
疾病的高危属性在特定人群中尤为凸显，例如骨科大手术后若不预防，发生率可达5%—20%；恶性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风险升高4—7倍；长期卧床、ICU、房颤、心衰人群显著升高；70岁以上老年人的发病率是中青年的6到8倍。此外，长期服用某些激素类药物、调经药，也会推高风险。
而肺动脉高压，全球普通人群患病率约1%，65岁以上人群中高达10%。可导致它的疾病多达二三百种，因为它不是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共同的表现。
“肺栓塞、肺动脉高压只是表象，”洪城强调，“医生真正的任务是找出背后的原因。”
从“看着他们死去”到“有药可治”
20年前，洪城还是钟南山院士的博士生。“钟院士高瞻远瞩，”洪城回忆，“他觉得肺血管疾病在呼吸科病人里并不少见，让我去研究肺血管介入技术这个方向。”
但那时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年代。
以肺动脉高压为例，随着肺动脉压力的升高，患者的心脏负荷会持续加重，最终导致右心室肥大、衰竭，直至死亡。“那时候没有靶向药物。医生发现肺动脉高压能怎么样？没有药，只能看着病人一点点走向死亡。”洪城说，“一些二、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来到医院，确诊了，然后就没了。”
他至今记得那种无力感。
转机在此后十余年间密集发生。第一代药物西地那非被发现对肺动脉高压有效，随后他达拉非、波生坦等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相继问世，再后来，曲前列尼尔等更先进的药物出现，“用完药后，前一天还奄奄一息的病人，第二天就能下地走路了。”洪城用了四个字：起死回生。
但药物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就像慢性血栓已经形成，它就像水泥一样黏在血管壁上，吃药只能清理一部分。”洪城打了个比方，“这就像一条五车道的公路被垃圾堵成了两车道，吃药只是防止新的垃圾再倒进来，可路上原有的垃圾，还在那儿。”
物理的堵塞，必须用手术的方法尽早解决。
而在此之前，洪城教授率先解决了肺血管疾病的诊断局限。据了解，传统的肺动脉造影，是通过造影剂的流动来间接判断血管通不通。流得过去，大概没问题；流不过去，就是堵了。
但“堵了”和“为什么堵”，是两回事。可能是血管腔内的问题，血栓堵在里面，血管本身是好的；可能是血管壁的问题，血管发炎，管壁增厚，像发炎的牙龈一样肿起来，把管腔挤窄；也可能是血管外的问题，外面长了肿瘤或纤维组织，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水管上，从外面把血管压瘪。
“造影剂分不清这三者，判断错了，治疗就是南辕北辙。”洪城说，这正是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的价值所在。
这项技术原本用于心脏冠脉介入，分辨率可达微米级，被称为“活体显微镜”。2009年，在钟院士的指导下，洪城率先把OCT技术引入肺血管疾病的诊疗，这在国内属于最早一批。
OCT的探头在血管腔内360度旋转、自动回撤，从远端到近端扫一遍，把血管横截面看得一清二楚：腔内有没有东西、管壁厚不厚、外面有没有压迫，一目了然。
“它就像一个扫描雷达。”洪城说。
四十来岁的刘娟（化名）就是这样被“救”回来的。
她日常稍动一下就喘，当地CT提示肺动脉充盈缺损，按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治了七八年，病情反而加重，发展到坐着躺着都难受。找到洪城时，她严重缺氧，全身发黑。
洪城仔细复盘病史，认为她的肺动脉病变需要在“狭窄”与“血栓”之间做鉴别，于是为她做了OCT检查。结果真相大白：大动脉炎已累及她全身多处肺血管——血管壁不断增生、变厚，管腔越来越窄，血根本流不过去。
“病因明确就好办了。”洪城团队为她施行肺动脉球囊扩张术。术后醒来，她说呼吸轻松了很多，胸口不堵了。
十几年来，洪城团队将OCT用于鉴别肺动脉血栓、肺动脉夹层、慢性肺血栓、大动脉炎、纤维纵隔炎等多种病因导致的肺动脉狭窄，累计完成约两三千例，并主持撰写了肺动脉OCT的专家共识。2022年，团队再次突破技术瓶颈，完成全国首例IVUS+OCT双模态成像指导下的肺血管介入手术，将两种成像技术的优势互补——超声穿透力强、景深大，光学成像分辨率高、细节清晰。
BPA：给慢性血栓患者“重开一条生路”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是以肺动脉血栓机化致血管狭窄或闭塞，肺血管阻力和肺动脉压力进行性升高，最终导致右心功能衰竭为特征的一类疾病。作为肺动脉高压的第四大类，CTEPH不同于其他类型肺动脉高压，它可以通过外科手术、血管介入和（或）靶向药物治疗显著改善预后。
其中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介入科 ，最常开展的是肺动脉球囊成形术（BPA），团队开展BPA累计已超过1200例次。BPA的原理并不复杂：通过导管将球囊送入狭窄或闭塞的肺动脉分支，利用球囊扩张将血栓挤压至血管壁，恢复部分管腔，使血流重新灌注。
“虽然球囊不能像外科那样把血栓完全清除，”洪城解释，“它就像把路上的垃圾压到路边去——垃圾还在，但路能恢复到七八成宽。肺的功能很强大，恢复七八成，血流就明显改善了。”
相比于传统外科手术，介入手术的优势在于微创。外科要劈开胸骨、剪开肺动脉、建立体外循环、还要做脑保护；而BPA做完，病人第二天就能下地活动，很快出院。
洪城是国内开展BPA最早的一批医生之一，不只是“做得多”，他还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良创新。
其实，BPA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这项技术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尝试因术后肺水肿等严重并发症而被美国FDA叫停，此后沉寂了十余年。直到2010年代，日本医生发现肺水肿的根源在于使用过大球囊导致血流过度灌注，提出小球囊分次扩张的方法后，BPA才重新获得关注。
洪城团队在回顾上千例病例后发现，这套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人。
“如果病人的肺动脉压力本来就不高，用小球囊去扩，效果很差，还得做好几次。”他说。
于是他们做了患者分层：肺动脉压力极高、极易发生肺水肿的——小球囊、多次、分次扩张； 压力不高、肺水肿风险低的——直接用大球囊一次性扩开。
此外，还颠覆了另一条“铁律”，既往认为，一次手术同时处理双侧肺的病变会加重肺水肿。洪城团队回顾了两三百例病例，发现一次手术处理得越多，肺动脉压力降得越好，而并发症并未增加。
2024年，洪城牵头制定了国内首部《经皮肺动脉球囊成形术治疗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操作规程专家共识》，发表于《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以前你做我也做，方法都不一样，病人的并发症就多了。”他说，”我们找做得多的专家一起讨论，形成共识，让大家有据可依，更规范、更安全、更有效。”
“肺血管介入医生的成就感，来得比其他科快。”他说，“很多内科病要长期吃药、反复加重，而我们把闭塞十几年、二十年的血管打开，病人立刻就舒服了。”
他喜欢用一个比喻：“肺是很肥沃的土地，但没有血液灌溉，就变成了荒漠。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把水源重新引过来。”
但仍有大量未解之谜。
纤维纵隔炎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不明——为什么同样吸风沙，有人得病有人不得？为什么粉尘吸到肺的远端，纤维化却发生在纵隔？
慢性血栓的成因同样不清楚——有的人有明确的急性肺栓塞病史，有的人一来就是严重的慢性血栓。背后有什么基因在起作用？能不能针对基因治疗？
肺动脉肉瘤更是残酷。团队已经能用活检钳伸进肺动脉取出组织做病理，能诊断，却几乎没有办法——“诊断完，就只能看着他们死掉。”
还有大动脉炎：有的病人球囊扩开就好，有的扩完又窄，放了支架还是再狭窄。每个人都不一样。
为此，洪城团队坚持了一件在旁人看来很“笨”的事：每周六晚上，把疑难病例拿出来，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专家进行全国讨论。
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六年。
“肺血管病是多学科疾病，二三百种病因。我们把认为困难的病拿来，集中全国专家的智慧。”洪城说。
从“不被认识、无药可医”，到有靶向药、有OCT、有BPA、有支架、有专家共识——中国肺血管病的诊疗，用十余年走完了从绝望到希望的路。
但对洪城来说，那些数字背后仍然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肺动脉高压的检查手段并不昂贵，心脏超声，心电图就能完成普筛，但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洪城说，“就像钟院士提倡肺功能检查要像测血压一样普及一样，肺动脉高压也需要这样的普及。”
目前，国内规范化的肺血管中心正在逐步推广建设，但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省会的大中心。基层、二级医院，很多还是“没听说过”。
洪城坦言，医学的进步，从来不只发生在手术台上。它发生在每一次被听见的呼吸里，发生在每一个不再被误诊的“普通症状”里，发生在每一个终于能平躺下来的夜晚。
那条被遗忘的循环，还在等一个被看见的机会。而看见，就是最好的开始。
(39健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