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对我们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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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31 09:42:00

　　韩启德——

　　70多年前，当时已蜚声海内外的两位医学家王吉民与伍连德用英文合著了一部《中国医史》，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医学的成就。不久前，该书影印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在为影印版所做的序言中，韩启德院士结合自己从医数十年的体会，真切地阐述了自己通过学习与研究医学史，所获得的对于医学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言谈所及引人深思。

　　有人说，迷失在技术与市场云雾中的当代医学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原本是从哪里出发。此时，沿着医学文化史学的轨迹追本溯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静下心来，重审医学的本质，重拾医学的人文价值。这也是我们向读者郑重推荐这篇序言的用意所在。——编者

　　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先生撰写的《中国医史》是第一部用英文全面阐述中国医学历史成就的光辉巨著。上海辞书出版社要将其影印出版，我感到十分欣慰。出版社的同仁希望我写几句话，我就将自己近年来的一些思考进行简单的梳理，权作引玉之砖。

　　其实对医学史，我也是初窥其径。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我对医学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深刻地感受到当前医学与人文日益脱离的趋势，这就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

　　回溯医学史，就是对医学价值的精神回归

　　古往今来，各类史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传世的医学史却寥若晨星。这大概是由于医学史的特殊性造成的。医学史难写，因为它不仅仅是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更是对生命、生、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生问题的认识史;它不仅是经验的、逻辑的，同时也应是哲学的、审美的、人文的。回溯医学史，就是对医学价值的精神回归。

　　我始终认为，医学之目的原本是解救疾病苦难之中的人，这包括生理上的治愈和精神上的慰藉。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当人类已经能够将视角深入到细胞、分子乃至更微观的层面，征服越来越多疾病的同时，医学正与它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

　　技术的飞跃让医学拥有了独立的价值，并使这种价值不断强化，但人的存在却被不断地忽略和解构。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的诘责令人振聋发聩：“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同样地，技术至上、忽视人文也会让现代医学进入死胡同。当冷漠取代温情，当交流变得奢侈，当诊疗成为流水线上机械的重复，医学也就蜕化成被药物和仪器所役使的工具，医患关系也随之由亲密转为紧张。

　　在如今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医疗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则是比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更为复杂和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让迷失在技术丛林中的现代医学回归人文，如何让人性和关怀重新成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桥梁，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从医者去思索、去探究。而学习和研究医学史则是必须要做的功课，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医学的真谛，找回尘封了的对病人的爱，唤醒最初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时的崇高的心灵。

　　望闻问切是医生与病人的真诚交流和情感对话

　　对于中国医学界来说，关注医学史不能仅仅关心现代医学史，而同时应该回到祖国传统医学的源头去寻找我们的根。中华民族得以数千年繁衍昌盛，以中医为主流的传统医药功不可没。然而，有着辉煌成就的中国医药学因封建帝国与世界政治、文化的隔绝而鲜为世界医学界所了解，也因此失去了与现代医学相互促进和融合的机会。上世纪30年代，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前辈著述《中国医史》的初衷正是深感于中国医学在世界医学史界的缺位，而立志于向世界介绍。今天，当我们有机会重新阅读和审视这部著作时，除了慨叹前人筚路蓝缕开创的光荣，还要承担起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更深刻地了解祖国传统医学并向世界介绍，以及在当今现代化进程中，寻求中医突围、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创立新医学。

　　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来，关于中西医的种种辩争就不绝于耳，各方对此莫衷一是。其实，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中医价值的认识。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中医，如果没有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深刻体悟，就难言扬弃。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原理和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生命观、人生观一脉相承。我觉得，除了几千年积累下的医药经验和知识外，中医的价值还重要地体现在对生命的认知和医学的根本见解上。

　　在中医看来，生命是宇宙的一部分，生命运动和宇宙的运转遵循同样的法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它并不意味着人被抽象和渺小化了，恰恰相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被扩大和提升了。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疾病是生命自身运动的过程，而非生命的敌对方。古人有云：“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因话录》卷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站在时代的潮头重估中医，我们可以看到，祖先们把医学并不当做简单的治病，而是通过对生命体的调节，使其实现平衡，达到生命状态与自然状态的协调统一，保持生命过程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为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和谐、人体与精神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反映出中国人在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高度智慧，也让医学超越于一般的经验科学，而具有博大宽广的宇宙关怀。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它强调医生与病人的沟通，望闻问切就是医生与病人的真诚交流和情感对话，它在诊治中也特别注意人的心理活动，关切人的内心感受，而这又与中医仁爱救人的准则始终相随。在古代中国，医术被称为“仁术”，仁者为爱人，因此，在中国传统中，尊重生命、关爱病人是医生的基本道德。最好的医生并不一定是诊疗技术最高明的，但必然具备高度的仁爱精神和高尚的道德人格。大医之道在精诚，孙思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警语，就是对医生境界的精辟阐释

　　西医和中医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差别

　　不可否认的是，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两股浪潮的激荡之下，今天的中国传统医学面临着比王、伍两位先生著书时更为窘迫的境地。中国传统医学在当今医学系统中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和途径发展，中国传统医学是在抱残守缺中沉沦，还是在融合创新中涅槃?这是《中国医史》对我们的拷问。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善于传承和发展自己优秀的主流传统文化的。对于中医，我们应该深入地去了解它，应该对它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要清楚，西医和中医的区别不是简单的新旧之别，更不是先进和落后能一言以蔽之的，它们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差别。发展中医，并不是医学的一个流派对另一个流派的反抗和复辟，而是使相异的医学传统在交流中共同推动整个人类医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