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潜伏地下的婴儿制造流水线 引发伦理争论

　　代孕，这个词正从“婴儿交易”、“肉体买卖”等臭名昭著的名称中解脱出来，出现在电视节目、报纸新闻中，呈现在公众面前。
 
　　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搜索数据，表明上百家代孕中介网站的存在。他们大部分有ICP备案，但服务器时常遭到查封；他们称自己为“爱心志愿者”，同时却收取着高额的代孕费；他们一方面辩解他们自己不违法，但选择隐身于网络后面，为自己颇具争议的身份苦苦挣扎。在商业、伦理和法律之间，代孕中介尚处于灰色地带。

　　今年3月，广州市白云区计生工作人员在一次对育龄群众的上门访视中，发现了3名传闻中的代孕妈妈，最终怀胎6月的她们被计生人员送到医院实施人工流产。4月，济南逆市火爆的代孕市场也遭到媒体曝光。事件经报道后，反响热烈。有人怒骂“代孕意味着道德的流产”，有人呼吁“伦理最终要从人类的幸福出发”。

　　在这场迟来的代孕商业化争论的背后，一条看不见的产业链已经在现实中悄然形成。

　　一切都处于半地下状态

　　林青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姑娘，一袭黑衣十分时尚，她的脚步和这个城市的女孩一样轻快。走在北京街头，她的注意力会流连在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和鞋子上，身边经过的婴儿车里可爱的孩子，更吸引她欢欣爱怜的目光。

　　穿过人群，转进一条小道，走进一座公寓11层的一个房间，林青换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代孕中介”——给客户介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代理怀孕，从中收取中介费。

　　除了家人和男友，林青很少跟别人提起自己的职业，因为“一般的中国人理解不了”。

　　办公室正对着电梯过道，通过猫眼可以随时查看外面。房间里面十分简单，不到100平米，办公桌上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盆花，这让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家。这样的装饰，是林青刻意为之，她并不想让房东知道她租下这个房子的用途。

　　4月3日的傍晚，林青坐在她的办公椅上，看上去有点疲惫。她刚刚从一起代孕纠纷的焦头烂额中解脱出来。

　　一个客户为代孕妈妈租好了怀孕期间居住的房子，出于信任把租房合同也放在代孕妈妈那儿，第二天代孕妈妈就退掉了房子，并带走一个月的押金。林青在电话里好劝歹劝，最终让那位代孕妈妈退还了钱。“我们不是正式的商业机构，其实她要是不还，我们也毫无办法。”林青说。

　　有时候麻烦也来源于客户这边。曾经有一个代孕妈妈打电话来求救，原因是客户提出要和代孕妈妈发生性关系，被拒绝后将她锁在家中，最后林青不得不恳求客户把人放出来。

　　从与记者的对话一开始，林青就反复强调，代孕中介这个行当并不违法，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卫生部两个行政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都规定：禁止代孕和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但两部法规只是针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也无法规范代孕市场。

　　但她承认：“这是一个没有正式规则的行业，有的机构做得干净，有的机构黑一些，一次交易能不能顺利做成，全凭中介、客户和代孕妈妈三方的良心。”

　　这个行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伦理和政策的重压，一切操作都处于半地下状态。吕进峰，一个自称“中国代孕之父”的中介，他2004年开始在网上从事代孕中介业务，5年间，他的代孕网站遭到十几次的查封，“代孕”之路也曲折辗转：苏州创办，迁居武汉，辗转北京，现在“定居”广州。

　　在没有法律和国家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暴力成为一些代孕中介维持秩序的解决方案。“这一行有时候可以用‘险恶’来形容。”林青说，一些中介为了防止代孕妈妈拿了钱外逃，采取扣押代孕妈妈的学历证、身份证的方法；还有一些代孕妈妈，由于不“听话”而遭到殴打。一位一年前有过代孕行为的山东代孕妈妈在电话采访中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之前她因为不堪忍受某家中介的殴打，最后跑去投靠另一家中介。在林青看来一些中介公司已经多少带有“黑社会性质”。

　　这样的感受也来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她所在的代孕机构在全国排得上号，两年前刚刚来北京开设分站。她刚到北京就收到了同行寄来的砍刀，威胁她不要到这个地盘上“插上一脚”。大半年里，林青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她和同事在北京城里四处流动办公，避免同行找上门来。

　　同行这样做有足够的理由和充分的动力——以吕进峰的代孕网为例，每个月做30例代孕，每例收2万元中介费计算，每个月净收益就有60万，而一个分站的人手只需要3-5人。

　　“这个行业混乱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林青觉得一些不道德的同行正在把水搅浑。“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合法化，像所有正常的商业机构一样有法律保障，有行业准则，不依法办事的机构都应该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