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起干细胞买卖案审判，干细胞产业化仍面临伦理困境

　　干细胞又被称为“种子细胞”，因其具有自我更新、无限增殖及多向分化潜能等特点，部分生物科技公司、美容院便以此来宣传干细胞具有美容抗衰、治愈疾病等功效，并在未经临床研究和审批的情况下买卖干细胞。

　　日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审理的全国第一起干细胞买卖案件将为上述行为画上了休止符。

　　8月11日，上海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这起干细胞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二审改判涉案干细胞买卖合同无效，判决干细胞出售方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剩余预付款。据悉，该案系全国首例干细胞买卖案。

　　本案审判长兼主审法官何建指出，随着干细胞治疗技术手段和临床医疗探索研究的不断发展，干细胞为一些重大疾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与方法，但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各种打着干细胞名义进行谋利的不法商家，而干细胞从临床研究到转化应用有着严格的立项、备案与申报、注册等程序和资质要求，中间涉及伦理规范、技术发展、药品质量、公众生命健康和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

　　“希望通过本案，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作用，促进干细胞研究和应用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何建说。

　　“干细胞60万一针”不靠谱

　　有关数据显示，到2024年，全球干细胞与精准医疗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3600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容量有近500亿美元。随着干细胞新药研究取得进展以及监管路径的逐渐清晰，我国干细胞临床转化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不过行业的发展并非一片光明。干细胞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医学手段，市场上相关的各种干细胞疗法层出不穷，“干细胞美容”、“干细胞抗衰老”等等，真假难辨，鱼目混珠。

　　此前曾有报道，中国的一些富豪就远赴瑞士、日本、乌克兰等体验干细胞的“神奇”，不在乎没效果，只要没副作用就行。例如此前乌克兰“60万一针干细胞”的新闻一度刷屏。

　　对于上述现象，专门进行干细胞储存业务的领航干细胞再生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经济师刘定生向健康界表示：“干细胞的确可以治疗一些疑难杂症，并且效果明显，但是并不能宣传包治百病，这样会损害整个行业的发展。”

　　刘定生认为，上述新闻是不符合法律和伦理的。乌克兰诊所使用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胚胎干细胞，而是流产胎儿的干细胞。

　　“这种干细胞（流产胎儿的干细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是不允许使用，不允许开发成药物，也不能被授予专利；没有发育成胎儿的早期胚胎干细胞，（用于研究）不能超过14天，这也是国际惯例和法律规定。”刘定生强调。

　　据健康界了解，领航干细胞是由国际著名干细胞科学家、“亚全能干细胞学说奠基人”赵春华教授创办，是中国目前技术领先、仪器设备先进、产业链完整的国家级干细胞技术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示范基地。

　　刘定生告诉健康界，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干细胞企业都能遵守基本的行业准则，但难免有少数企业，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只保存组织块不提取干细胞储存，欺骗客户，给整个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上述少数行为的最大隐患便是安全问题。“很多项目还在实验阶段，技术并不成熟，包括干细胞的生物学行为及特性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就敢直接对接客户，出现问题不堪设想。”刘定生举例说，一些医美企业，宣传的是干细胞美容，但实际上注射的并不是干细胞，不能叫干细胞移植，具体注射的是什么东西可能也只有那家企业自己知道。

　　干细胞究竟是药品还是技术？

　　在刘定生看来，本次上海一中院审理的干细胞买卖案件，和乌克兰干细胞打针并没有本质区别。要想彻底制止这类乱象，有关部门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规范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边振甲与刘定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干细胞行业当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标准问题，包括干细胞的制备储存、临床应用等都缺乏标准。尤其是干细胞的制备、干细胞的质量控制、干细胞的临床应用、临床应用的疗效判定标准等都需要标准来支撑和指引。”

　　干细胞行业应该受到政策法规的监管，已成为企业界、法律界和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如何监管却众说纷纭。

　　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在2019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干细胞治疗受到资本青睐，但它也给政府部门监管带来了压力，“要想得到大家都满意的结果，还要进行一系列非常艰难的探索，现在没有明确答案。”

　　李青认为，干细胞治疗的监管，一直处在比较复杂的局面。“一直解决不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矛盾。面临这么热的投资，一管可能就死了，一放可能就出了魏则西事件，怎么放是个挑战。”

　　此外，干细胞治疗由卫生健康委及药监局共同负责监管，两个部门监管的角度也并不一样。“药监部门是从产品的角度来监管的，而卫健委是从应用和技术的角度来监管的。”李青表示。

　　对此，刘定生认为，对干细胞行业进行监管，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干细胞技术到底是属于“药品”还是“技术”？

　　如果干细胞治疗被认定为一款药品，那么根据国家药监局的有关规定，药品管理采用审批制度，进入临床试验前，新药必须获得CDE审批的药品临床试验批件，陆续进行一期、二期、三期试验，以确保其安全性和疗效；而如果干细胞治疗被认定为一种医疗技术，则需要采用备案管理方式，重在事中事后管理。可以说，两者在监管模式上有很大差别。

　　汉氏联合董事、财务总监方震对健康界表示：”干细胞治疗是属于技术还是药品都不好说，目前所有的干细胞治疗还是属于临床前期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走药品这一条路会更为规范一些。”

　　解决伦理问题刻不容缓

　　除了干细胞行业鱼龙混杂之外，围绕该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人胚胎干细胞的来源是否合乎法律及道德，应用潜力是否会引起伦理及法律问题等。

　　根据中国医院协会公布《涉及人的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指南（2019版）》附则六，干细胞干预的临床试验必须遵循国际国内公认的伦理准则、科学性要求及保护受试者原则。

　　国际国内公认的一个很重要的伦理准则便是胚胎干细胞研究，其实验周期不允许超过14天，而这和2018年年底引发中国医学行业的地震事件——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有异曲同工之处。

　　为了突破14天的限制，科学界提出了“iPS细胞”的概念。所谓iPS细胞，一般指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理论上在生长和发育过程中可分化成任何成体细胞与器官类型。

　　“相比于胚胎干细胞，iPS细胞的产生不使用胚胎细胞或卵细胞，因此没有伦理学的问题。” 刘定生告诉健康界，

　　iPS细胞虽然不涉及伦理问题，但是由于该细胞存在人工干预的因素，因而相关的研究会更加慎重。方震向健康界直言，在2018年年底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iPS细胞的研究就受到了一系列的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iPS细胞和胚胎干细胞也并非完全相同。根据著名医学期刊《Nature》的一篇文章显示，有一些因素会使iPS细胞胚胎干细胞表现出不同模式的基因活性，比如细胞来源和性别差异。

　　“这种区别一不小心就会导致错误的研发方向，因为毕竟科学界和企业界研发的是传统的胚胎干细胞，iPS细胞不可能做到真正替代。所以，如何解决干细胞研发的所引发伦理问题仍然刻不容缓。”刘定生说。

　　干细胞研发的中国机会

　　在目前全球已上市干细胞药品中，国内为零。这是否意义着我国干细胞治疗仍然和其他新药一样在全球处于追赶着的态势？刘定生对此并不认同，他表示，在技术层面，我国的干细胞治疗技术是和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处于同一梯队的。

　　尽管我国并没有相关产品上市，但是2018年我国重启干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多地出台政策推进干细胞加快发展，相关的临床试验许可已经蔚然大观。截止2020年7月，7款药物获得临床默示许可，116家机构69个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通过备案。

　　在A股上市公司中，国际医学联营企业——汉氏联合目前有3款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分别针对糖尿病并发症足溃疡、异基因骨髓移植并发症和重度下肢缺血。方震表示，汉氏联合的全资子公司法国汉氏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向法国药监局（ANSM）申请的高活性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液I/IIa期临床试验也已经获得正式受理。

　　“该产品是汉氏联合自主创新技术走向世界的一个尝试，标志着中国自主创建的技术符合欧盟要求，也意味着我们并不落后于人。“方震强调。

　　除汉氏联合之外，九芝堂旗下孙公司九芝堂美科也有一款新药进入了临床试验，该款新药针对缺血性脑卒中，有望打破全球在这一适应症领域的空白；中源协和备案的6个干细胞项目主要针对神经病理性疼痛、乙肝肝硬化、牙周炎、银屑病、肾脏功能等。

　　相关的临床试验已经越来越多，那么我国的干细胞新药何时问世就成为一个焦点话题。对此，法国国家技术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韩忠朝在2020年1月份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的干细胞新药有望三年后面世。他也认为，我国在干细胞研究领域目前处于全球第一方阵，未来有机会在研究和产品开发方面成为领跑者。

　　韩忠朝表示，在干细胞研发这一领域，现在全球的科技人员，包括企业都希望与中国合作。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很多技术已不比国外差，从而让人看到了很大的市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