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科主任自杀的背后……

　　4月26日，洛娜·布雷恩（Dr. Lorna M. Breen）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一名高级急诊科医生，洛娜拯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却没能拯救她自己。

　　49岁的洛娜是纽约长老会艾伦医院急诊科的科主任，这家医院收治了大量新冠肺炎患者。

　　在抗疫前线连续工作数周后，洛娜曾感染新冠病毒，一周半康复后坚持重返岗位，但医院又将她劝回家。“不能立即返岗，洛娜很伤心，”洛娜的朋友对《纽约邮报》说。

　　被工作“杀死”了

　　洛娜的父亲菲利普·布雷恩（Dr. Philip C. Breen）是一名退休的外科医生，他经常和女儿谈论工作。女儿曾向他讲述新冠肺炎患者的痛苦，称他们还没下救护车就已死去。

　　菲利普最后一次与女儿交谈时，女儿显得很超然，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不对劲了。

　　洛娜并无家族精神病史，菲利普说，洛娜爱纽约，从没想过要去别处生活，她也爱自己的同事，在工作上尽心尽力，但却被工作“杀死”了。

　　纽约作为美国疫情的暴风眼，各医院承担了巨大的治疗压力。截至4月29日，美国确诊病例超101万，纽约确诊病例近30万例，死亡病例超1.7万例。

　　纽约长老会艾伦医院位于曼哈顿北部，拥有200张病床，收治了近170名新冠肺炎患者。医院一份内部文件显示，截至4月7日，该医院已有59名新冠肺炎患者死亡。

　　医院就诊患者暴增，洛娜和同事们曾整整工作18个小时，累了就在走廊躺会儿。

　　洛娜的同事说，洛娜一直在为别人寻求医用物资，以确保她手下的医生有足够的防护设备。

　　洛娜康复后回到了夏洛茨维尔休养，她的母亲和姐姐也在那儿。在家休养期间，她也一直和同事保持联系，随时了解他们的状况。

　　与新冠病毒博弈成功的洛娜，却没能治好自己的心理问题。不能返岗、为同事分担压力让她觉得挫败；见过太多患者不治身亡让她悲痛，她最终不堪压力而自杀。

　　洛娜自杀后，被家人送到医院抢救，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这场疫情到来之前，洛娜是一个活泼的人，外向、开朗、爱交际。洛娜的同事说，他们经常讨论用药、生活和爱好。

　　除工作外，洛娜还经常与朋友聚会、做运动。洛娜的朋友们说，洛娜曾是纽约滑雪俱乐部的狂热成员，会定期出门旅行滑雪。她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每周在老年人的家中做一次志愿者。每年她都会在曼哈顿家的屋顶上举办一场大型聚会，她与姐妹和母亲关系也非常好。

　　纽约长老会布鲁克林卫理公会医院副主席劳伦斯·梅尔尼克（Dr. Lawrence A. Melniker）说，洛娜是纽约长老会医疗系统中受人尊敬和喜欢的医生， “如果没有足够的才干，不会在艾伦医院担任这样的职位。”

　　“她和其他在疫情死亡的人一样，都是这场疫情的死难者，”失去女儿的菲利普说。

　　纽约长老会医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洛娜是一位英雄，她将她的医学理想带到了前线。我们会尽力在这非常困难时期帮助她的家人、同事和朋友。“

　　纽约长老会系统几家医院（包括艾伦医院）的紧急医疗服务负责人安吉拉·米尔斯（Dr. Angela Mills）在26日晚向医院工作人员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们洛娜的去世。这封邮件并未提及洛娜的死亡原因。对此米尔斯表示，家属们希望能保护隐私。

　　“下一场大流行可能就是心理健康”

　　前线同事们得知洛娜的死讯，士气低落，“我们至今不愿相信洛娜就这样走了，”洛娜的同事说，“工作压力确实让我们都快疯了“。

　　梅尔尼克说，纽约是美国疫情震中，新冠肺炎给纽约的医护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健康挑战。医护人员必须面临患者离世的悲剧，也担心自己被感染或感染同事、朋友和家人。“下一场大流行可能就是心理健康。”美国精神科医生Najma F. Hamdani警告。

　　疫情中医护人员不堪重负而自杀，并不是个例。在欧洲多国，医护人员面临巨大压力，他们不病倒就不能休息。

　　据英国《镜报》报道，在已经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伦敦一家医院，一名护士在工作时自杀。这名护士20多岁，曾在国王学院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工作。3月23日下午5点36分，警察赶到医院时，她已经失去了知觉。有报道称她可能服用了过量的药物。

　　伦敦警察厅发言人表示，“这名护士接受了治疗，后来在医院死亡”。他补充说，警方正在确认其亲属身份并通知他们。这起死亡案件并不是一起可疑案件。这名发言人称，警方知道这名女子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但是无法证实她的职务。

　　位于伦敦南部的国王学院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已经收治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其中有8名患者已经死亡。

　　同样的悲剧发生在意大利。意大利蒙扎市一名34岁的护士在确诊后自杀身亡，生前在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工作。据推测，死亡原因可能是工作压力及害怕自己已经感染他人。

　　该护士名为丹妮拉·特雷兹（Daniela Trezzi），之前一直奋战在意大利重灾区之一蒙扎的圣杰勒德医院，直到3月10日被确诊。

　　意大利护士联合会3月24日确认了这一消息，并发表声明表达了痛心与哀悼，“我们的一位年轻同事已经去世，全意大利职业护士团结在一起，向她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表示哀悼。”

　　心理压力如何缓解

　　医学界在此前报道中指出，疫情中的一线医护人员在高强度的工作后身心俱疲，回到酒店，因为隔离要求，往往缺少交流和倾诉的机会，没法缓解心理压力。

　　多位支援武汉的医生接受“医学界”采访时表示，他们没时间和家人沟通工作上的困惑和担忧。

　　多数医护人员需要忍受照顾患者、缺乏个人防护设备，以及迅速变化的医院规程，带来的焦虑情绪。他们还放弃了伴侣和孩子们的陪伴。这与疫情中，我们大多数人所面对的孤独完全不同。

　　此外，一线医护也会时时担心感染风险。一位经验丰富的呼吸科医生对“医学界”说，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自己会一遍遍的提醒自己，“要把技术动作都做好。”然后一遍一遍的想，“这个动作会不会有污染暴露的风险？”

　　还有一些医生则承受着患者离世带来的伤痛。

　　在武汉早期床位紧缺时，一位医生对“医学界”描述了他的挫败情绪，看着危重的病人只能住在普通病房，因为床位和医疗资源的限制，失去最佳的治疗机会，“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我感到最痛心的事。”他说。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于2月21日前往武汉，他所在的援鄂医疗队的任务是——为在武汉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服务，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时兼顾到患者的心理健康。

　　针对医护出现的心理问题，上海心理医疗队选择的干预方式包括——药物治疗、巴林特小组（Balint Groups）以及一对一的深度访谈。

　　巴林特小组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医生培训方式，聚焦于医患关系的病例讨论，但在引入中国后，原本以“关注病人”为主体的巴林特小组活动，却成为中国医护人员的心理自救试验。

　　医生护士们围圈而坐，一个人讲述，其他人则静静地倾听。王振告诉“医学界”，在武汉一线，巴林特小组确实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心理干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