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告密者”到武汉“吹哨人”，下一份报告谁来写？

　　《泰坦尼克号》中有个情节，露丝是靠吹哨子引起救生艇注意才得以生还，而那只救命的哨子，是来自海面上一个已经死去的吹哨人。

　　2月7日凌晨2：58，曾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信息”被派出所训诫的李文亮医生，在抗击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抢救无效去世。

　　在我们对其深表惋惜的同时，是否更应该追问与反思：为何专业人士发现苗头不对，出于良知发声，得来的却是一纸训诫？

　　笔者经常会看一些深度报道，看完基本不用去评论，只要认真读了，就会有自己的判断。遗憾的是，由于紧箍咒或行业式微原因，深度报道逐渐消失；忧心的是，整个社会的寒蝉效应趋势，很少有提醒前面有坑的“吹哨人”。

　　吹哨人，最接近真相的逆行者

　　什么是“吹哨人”？是指为使公众注意到政府或企业的弊端，以采取某种纠正行动的人，包括警察、军队、医生、记者等。

　　在科学面前，权力不能垄断真相，而与权力相比，“吹哨人”更接近真相。平时他们不显山露水，一旦突发公共事件等危机来临，立即能够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发出预警，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看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逆行者”。

　　1991年，在血站工作的王淑平，发现河南“卖血经济”中一个可怕隐患——艾滋病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当时血液的采集和处理还没有病毒排查机制）。

　　王淑平立即写了疫情报告，虽然卫生部下令丙肝检测，她却被调离了血站。很快，她发现一个更恐怖的漏洞：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曾在4个血站卖过血。

　　在请求血站排查，被告知太费钱而不了了之之后，王淑平又发现，收集到的400多份血液样本中，超过10%有HIV。见地方卫生部门不理睬，次年她便把报告和数据上交了北京卫生部。

　　“作为医生，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和公众的利益，不是我自己。涉及到权力金钱和无钱无势者的冲突，我决定为被感染的无辜群体站出来。”王淑平回忆道，“有一个地方卫生官员在一次会议上抱怨，哪个家伙那么大胆，居然敢报告到中央。我站起来说，报告是我写的。”

　　写报告的后果，是她被开除公职，丈夫因受排挤而与其离了婚，她则只身前往美国，再也没有回来过。

　　令她开心的是，“吹哨”达到了目的。1996年，国内所有血站关门整顿，并在恢复后增加了查验HIV这一项。2001年，华中地区面临艾滋病危机获得承认，至少50万人在血站卖血后感染HIV，河南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省。

　　这是一个因“吹哨”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可敬女性，如果不能鼓励这样的平凡英雄，在发现端倪时敢于、善于“吹哨”，不能从顶层设计层面解除其后顾之忧，实难再出现第2个为众人抱薪的“王淑平”，更难以确保社会危机应对的及时、有效。

　　允许专业人士不同言论

　　在李文亮等医务人员发出疫情“警示”但被查处后，不难发现，对于疫情的发声变少了。

　　对于专业领域“吹哨人”发布不同意见的言论，如果不能保有足够的宽容度，难免会加剧社会的内在压力和乖戾之气，从而让应对危机更加雪上加霜，进而消弱相关部门的公信力。

　　即使李文亮初期对于疫情的名称判断错误，但披露的信息来自于客观事实，不能将其认定为编造虚假信息；对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提出来的某些药物具有的抗病毒效果，也应做到让子弹飞一会，多方判断，不要让被恐慌牵着鼻子走。

　　同时，希望能保证疾控中心、发现病例的医院在专业上的独立性，树立国家CDC的权威性。有些话不好听，但很有道理——外行领导内行，不是官僚就是教条。

　　在要求专业的领域，一把手若是不专业，出大事情必是迟早。譬如足协，请乒乓球运动员当主席，也是闹出了不少怪政策。行政凌驾于专业之上，能干得好的，不多。

　　舆情不是敌情，应正视监督

　　人民日报曾刊文批评地方政府打压媒体，称“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这话简单明了，掷地有声。媒体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眼前或许会让一些地方难堪，但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没有开放坦诚、正视监督的心态，只知封、捂、堵、压、瞒，终会使“沟通”没有了“通”，只剩下一条无法跨越的“沟”。

　　正如一位省委书记所言，“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

　　他山之石，可完善立法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大部分称之为“公益举报人”），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在香港，举报人属于证人的范畴，受到《证人保护条例》的严格保护，泄露举报人身份或者报复举报人，属于刑事重罪案件。

　　在美国，由于《吹哨人保护法案》的制定，“水门事件”中的“深喉”30多年无人知晓其真实身份，直到临终前主动承认。

　　1972年，民主党总部遭到窃听，联邦调查组发现，总统尼克松可能卷入窃听事件，同时接到最高层指示：停止调查、不予公开。

　　可时任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认为，总统违法，当与普通公民同罪。他听从内心良知的召唤，秘密联络了《华盛顿邮报》。

　　几星期后，邮报惊爆内幕，舆论哗然，国会成立了独立的调查组。在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的总统与主动辞职之间，尼克松选择了后者。

　　事件发生后，独立检察官等相关制度陆续出台，各州通过立法，赋予媒体人作证义务的特免权。支持的意见认为，公职人员宣誓效忠的对象，是美国立国的价值和国家利益，而不是上级的指令。在上级指令与公众利益相冲突时，选择更大价值并不违反公职人员的职责。

　　这一理念最好的诠注是《吹哨人保护法案》，其鼓励公民发现存在影响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的行为，有权告密检举，吹哨人不仅不会受到泄密指控，相反的，法案规定司法机构应该为其及其家人提供各种保护。

　　随后，各国相继出台了类似保护吹哨人的法律。在英国，有1998 年制定的《公众利益披露法案》；在澳大利亚，有2002年制定的《公益披露法》；在日本，有2006年出台的《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对吹哨人的企业作出不得解雇、不得降职降薪等规定；在韩国，有2011年制定的《公益举报人保护法》......

　　在此，笔者请求保护其他7位“李文亮”，也建议立法机关进一步完善法律，哪些领域、行业的“吹哨行为”应该有一些豁免，不轻易动用刑法，以回应那些还在为我们负重前行的同胞们。

　　疫情当下，社会如船，每个人都要准备掌舵，这时如果有明天、有坚持，长夜便无可畏惧……